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淮阳行
作者：陈忠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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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战国末，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将白起拔郢(今荆州)，楚顷襄王芈熊横迁都于此，又名“陈楚故城”。两千多年前，淮阳与我的故乡古楚地是有着凄婉、哀怨般的牵连的，用腥风血雨、流离失所等汉语中最悲苦的词来表述，也毫不为过。入淮阳，对我来说，就是顺着历史的脐带，重回人类的母体。
但历史总让人不堪回眸。
战神白起拔郢的前一年，即楚顷襄王二十年(前二七九年)，在今湖北宜城东南处引峡谷流泉，溃毁宜城东北角，大败楚军，并溺死城中百姓十万之众，以致尸淤城东池塘，奇臭难闻。史称鄢之役，鄢即宜城。宜城战役的惨烈，黎民百姓所受战火之苦，以臭池两字可窥全貌。楚秦纷争，宜城是楚拒强秦的最后一道防线。现今，宜、荆两地相距也不过百十公里。宜城门户既已被淹，楚国将倾的命运就指日可待了。
但那时的熊横，似乎拿“唇亡齿寒”这古训全不当玩意，依旧与一拨佞臣淫乐无度地混得火热。这本没什么好厚非的。吃好、玩好、听好话是中国古代帝王的通病，更何况，少时就在齐、秦两国做人质的熊横，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多年，一旦君临天下，就该加倍补偿早年吃过的苦头，没必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此乃为王常情，可谅；就算《战国策》借庄辛之嘴，数落过熊横的种种混蛋行径，包括不问国政等等，也应不是楚亡的症结。
而顷襄王弃逐屈原才是致国殇的死穴。
倘若混蛋熊横能放手让屈原这个三朝老忠臣去朝中主事，芈氏即使终年不理朝纲，只忙吃喝玩乐，那该是楚国大幸。后世蜀汉有史可鉴。阿斗仅听命父言，托国孔明打点，在杀机四伏的三国缝隙里，照样也能过上奢华逍遥的日子。所以，顷襄王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君王之罪，在于重蹈了他亲爷老子怀王的覆辙：顷襄王四年(约前二九五年)，因怀王客死秦地，屈原以歌辞排解对令尹子兰等小人的愦恨，从而招惹王者之怒，遭再次弃逐。从此，楚国就成了个“群臣相女石以功，谄谀用事”(《战国策》)的名利场，再没人敢在芈家那俩糊涂太岁兄弟的头上动土了。多年后，连看出楚国已是凶兆连连的庄辛，也只敢撂下一句楚国必亡矣，就远远地躲到赵国，避难去了。难有两种，一为国难，二是庄辛怕熊横拿对付屈原的横招，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干脆一跑了之。
庄辛就是那个创造了成语“亡羊补牢”的老辩士，好歹也算芈家后裔，才斗胆在河南境内当着熊横指桑骂槐，把亡国之君骂着蜻蜓、黄雀和黄鹄。所谓穷途末路，不得已，熊横就把那本家长辈的良言纳了一回。在既无美酒肥羊、也无锦瑟管弦、更无歌伎仕女的三无氛围中，失国流所的熊横只能听信于庄辛的忠告，派兵驻守信阳三关，阻秦军北上；并重用“申、息之师”，借淮河天险布防，挡秦军南下，继而建都于淮阳。
但若把楚亡的国恨家恨全都栽在熊横一个人身上，熊横可就冤大了。还得拉上怀王来问责。从怀王十五年(前三一三年)，张仪重金贿赂楚国文武百官开始，至怀王二十四年(约前三○四年)屈原反对楚秦订立黄棘之盟，被第一次逐出郢都为止，枭楚，其实早已现出了没落样。屈原定有感知，有《离骚》为证。
看来，楚亡，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是王祸……
考古学界称：中国历史，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六千年看淮阳。漫游在淮阳这块有着厚重历史的中原腹地，我并无意寻着典籍，去探幽历史的功过、曲直。
我是旅人、过客，只在乎眼前风景。
但总有一个声音，在脑海里回荡、萦绕，对比着脚下的豫东平原与千里之外的江汉平原。
一样的田野、村庄、城市，一样的人民，唯一不同，在于豫东庄稼地不种水稻，只种高粱、大豆和玉米。淮阳已颇具北方的风貌，粗犷、峻朗。那一口口竖在地头的灌溉用机井，有如一个个弓身田垄的农人，铆足劲，正与缺水的大地进行着无言的抗争；更像一座座无字的丰碑，诉说着淮阳人的坚韧、顽强和智慧。在江汉平原，水资源之丰富，连空气也是能拧出水来的啊……
穿行于豫东平原明亮而热烈的阳光里，满目的郁葱色，更彰显了上苍对淮阳的恩宠和眷顾；而贯穿双耳的庄稼拔节声，恍若历史回音，无时无刻，不在引领我重返遥远的过去……
至公元前二七八年顷襄王二十一年，曾经强大的楚国，在熊横和他父亲楚怀王的昏聩中元气大丧，终于破败、亡国了。
有方家言，屈子是在秦军破郢那刻，作《哀郢》后于汨罗江抱石自沉的，千百年来，民间也信任此说。显然，这只是人民出于对屈祖的热爱，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历史。一来，郢破之时屈原流放在外，以战国时代的通讯发达程度而言，是断不可能产生当今电视直播效果的；而且，从《哀郢》里“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两行诗来分析，《哀郢》当作于被流放九年之后，即顷襄王十三年仲春(约前二八五年前后)，离前二七八年郢破之日，相差六七年。
注意到有资料表明，《哀郢》是屈原对流放生活的回忆，诗中“民”指屈原自己，“离散而相失”指屈原被放逐后，与家人亲族的分别和离散。但如此个人化写作的解释，明显有悖于诗人开篇对百姓生活动荡不安而遭罪受苦的叩问，更不符合屈原忧国忧民的精神世界。
另一个疑问就会接踵而至。
《哀郢》非郢破之作，但其中描述的战争流离图，是哪一年的写实呢?
从屈原第二次被流放至《哀郢》诞生，即前二九四年至前二八五年，秦楚间并未发生战事，只有战争一触即发的可能存在。也就是顷襄王六年秦伐韩大胜之后，秦王下战书威吓楚国的事件。当时，从不知治国是何滋味的顷襄王，已寝食不安、忧患重重，楚国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推测：《哀郢》呈现的战争惨况，应是王宫仓皇出逃的缩影，但与真正意义的民间无关。
有史料告诉过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人口极度匮乏的战国时代，统治阶级清醒地意识到，人口寡众是衡量国力强弱的硬指标。碰上战败方幸存下来的人民，并不会一味杀之，而是迁往别处。平时令其开荒垦田以补国库空虚，战时可做兵源补给。常年饱受战火掠窃的人民，常年忍受统治阶级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人民，一切生产、生活物质都应被囤入了国家战备所需，“民”哪有钱财购置车马舟楫，“遵江、夏以流亡”呢?
我们更有理由推测：“流亡”的，只是那些伪装成百姓的、出逃的王宫贵戚，带着金银珠宝及其家眷、侍女、随从……
而战败的楚顷襄王，只剩东迁之路可走，“流亡”至陈城，继而在淮阳重建郢都，给今人留下了平粮台等大型楚国贵族墓葬。
残楚终得以喘息。
幸好!幸好有淮阳这块宝地，收留了楚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王，这拨来自古楚的皇家难民!
但这一切，只是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至负刍王五年，秦将王翦、蒙武破楚国，并虏走楚王负刍，灭楚做秦郡为止，楚国的历史在陈地延续了三十八年之后，终于寿终正寝，彻底玩完了……
我沉迷于此段历史，在于自小耳濡目染，总想探出个究竟。经年之中，或钟情过屈祖的赤胆、孤傲、决绝，也叹息于先楚的落魄、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