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共度
作者：杨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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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那就不行!”“你长大了，嗬!”“我就是长大了!你就是老了，就是该听听儿女们的意见了。”“这是我的家，我说了算。你们不愿听就搬出去住。自己没本事，三十大几的人了还赖在家里，弄得我的家像车马站一样，一天到晚就听见你们的声音。”我刚要说话，小利厉声喝住：“葛彬，你少说两句，你这么没本事的人，跟爸吵什么!”小利曾抱怨我们结婚父母没给什么支持。“大儿子让他赶跑了，女儿爱打扮又看不惯，你呢，嫌你没出息，不知道你父母到底喜欢谁。”她如是说。我也不知道父母把钱和感情抠得紧紧的最后到底要干什么，总不至于临终前给我们一人一匝吧。与其那样，不如在我们困难时给我们一点支持，那样家庭还有点温暖和凝聚力。
葛红出面说：“葛彬让你去检查是为你好，检查一下，有病治病，没病也放心。”父亲看一眼葛红，嘟囔道：“查一次，又查一次，又查不出什么结果……”“查不出才要再查。”“查就查，反正就那么点钱，我不可能再有什么经济来源了，花完了，就没得给你们剩!”小利说：“我们就没指望你给我们剩……”她发觉这话太难听又补充一句，“我们都年轻都有工作……”小利总说一些二百五的话，有些女人就这么让人没办法。
晚上给哥哥写信。是的，这家还有个男孩儿，而且是长子，但他差不多十年没在家里出现了。葛淙是人们说的那种逆子，是我们家唯一考上大学的，他却没尽子道，没把学好好上完，光耀门庭。他大学三年级就搞大了辅导员的肚子，辅导员流产了，他被勒令退学。他跟辅导员又处了两年，真是把人家弄得身败名裂在那所大学呆不下去，调到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他们也处不下去了。哥哥对外的身份是诗人，出不了诗集和名气，又酸得要命、折腾得要命的那种诗人。父亲跟他断了交，也就是相互说了伤害很深的话，两人都挺有个性，就不来往了。我么，一直偷偷给葛淙写信，我挺崇拜他，觉得他特英雄和浪漫主义，比如他对我说，生命中最好的岁月，是能够确认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将不幸、灾难、逆境归咎于亲人、环境、生态和政府；他说，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优化人生的第一步。我觉得他虽不被社会和人们认同，过得穷困潦倒，但他的内心比一般人强大。这种强大令我向往。我自己只有一时冲动的热情，真要像他那样生活，我缺乏长此下去的内心支撑。因为自己不能，就在内心更多地向他靠拢。
我在信中对葛淙说，爸爸咳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想对他说父母真的老了，今后的岁月该我们照顾他们了。但最后我笔封得很紧，我不想削弱他的锐气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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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做了，等片子出来。我站在医务台后又多看了管理片子的女护士几眼。我没什么才能又主动牺牲个性，我平庸得要命，但我内心还有一点对清湛东西的向往。比如对葛淙的追求精神向往，对女护士身上来自骨子里的优雅和悲悯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向往变成一种渴望，特别是当我发现自己的阅历差不多是一张白纸，这种渴望更强烈。所以，尽管葛淙很少回信我也愿意给他写信，尽管女护士可能根本看不上我，我也愿意在每次去医院时到片档室看她一眼。
医生看完片子对我说：你父亲肺里长了个东西，八公分大，至少有七八年历史了。眼前的医生好像被我的视力或者意志推远和缩小了，颜色也变了，原来蓝莹莹的大褂现在变成灰土土的。“长个东西是什么意思。长个什么东西……”我声音都虚了。“肿瘤。”“肿瘤，是什么?”“恶性的话就是癌症。”我的无知够医生当笑料了，终于明白父亲得的是什么病。什么病都可以不知，癌症，谁不知!我像热昏的狗，只会喘气。
我在医院门外的大街上晃悠，路过茶坊想进去喝杯泡沫红茶，一进门，迎面扑上来的霉湿味像久卧病人的被子兜头盖在我身上，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退出来又想在路边吃碗汤粉，看见血丝丝的鸭胗鸭肠，胃里又翻腾开了。我退回大街上。
癌症，大家说烂的事情，从前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它只损害别人的身体，不会损害自己家人的身体；因为自己亲人没有，便觉得它好像可以凭意志就能杜绝的。现在看来人的意志不仅十分脆弱，还很不可靠。我现在特别想找人说说这个事，就这个病问问医生或癌症病人，反正我现在想说话，不管说给谁听，不管说什么。我想起片档室的女护士，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就“病”问她点什么不过分吧?我的亲人得了癌症，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刚听说这个消息，我的医疗知识有限，对所谓的“病”几乎一无所知，问问她没什么不行吧?这个时候，作为医务人员，她说什么都是权威的，她的任何一个意见，都可能是我们决策的依据。
我进了片档室，看见那双疏朗凄楚的眼睛，它正从铁栏杆后面望过来，露出询问的表情。这表情使我说不出话，我错过了发问的时机，而且这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发觉自己是在利用父亲生病这件事，我感到羞耻，在女护士的目光中，扭身走了。
什么是病?从人体免疫学角度，病是免疫力低下的结果，一个人得了病，与其查诱因于外界，不如查其自身。癌症是这样发生的：当一个人丧失一种或多种快乐源，人固有的抵御肿瘤的能力就会下降，当癌细胞生存的理化指标超出人的解毒功能，人就面临肿瘤的威胁。这就是病。这里的真相是：天下无病，某人生病只是他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父亲“病”的是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方式。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气头上过日子。他进得家门，三分钟开始训斥，五分钟开始怒吼，十分钟开始打人。他骂了一辈子自己的妻子，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小打到大；把葛淙打成了忤子，把我打成了软蛋。父亲在单位也总跟人别扭，他在家里总说某某某太圆滑，某某某太会来事儿，谁谁谁削尖脑袋往上爬。他喜欢跟新来的同事打交道，对人家客客气气宠爱有加，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讲一些单位的人情世故给他们听。他把家里的花生、泡菜这种耐耗食品送给这些新来的，然后在工作上用他们，使唤他们。那些新来的总有翅膀长硬的一天，他们终不会像刚来时那样对他恭敬客气有加，他的心情就坏了，越来越坏，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工作后有一次在他这般感叹时，很冲地对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再依附某个人，大家干活拿钱，谁也不欠谁。父亲说：你才工作几天有个屁资格跟我说人际关系；你不靠个山头就永远只能当个小职员。我说：都什么时代了……他立即吼道：什么时代都是少数人掌权多数人服从，你别和葛淙一样没出息。
我想父亲的问题在于不会爱。不会爱家里人，也不会跟同事合作，他让自己跟世界敌对，所以他一生都过得辛苦。我们家的问题也是不会爱，家庭成员各行其是，聚在一起就是吵，谁也不关心谁；只有向这个家索取的，没有向这个家贡献的；贡献的只有母亲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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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小利说父亲得了癌症。小利木木的，不说话，手里忙着给枣枣整理衣服。我说。“你听见没有?”她突然哭了，把枣枣推出门外，“我听见有什么用?你们家什么事跟我商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