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中国：入关不入套
作者：邵 人 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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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对中国长远利益意味着什么
海南省多年来一直在折腾“自由关税区”的问题，其他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多年来也建议不绝，就是要求中央同意在他们那里海关后撤，让他们直接融入世界经济的自由天地。这种呼声简直到了朝野同声、官学一词的主流化程度。人们似乎都把“自由关税区”想象成一个最大的深圳沙头角，在那里可以买便宜家电、便宜衣服和烟酒，日子真是美轮美奂。但持这种态度的人很少考虑一件事：他们不光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他们的企业能不能一步到位地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其产品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如果不能，家电一类消费品可能确实是免税了，便宜了，但一个个破产企业的员工拿什么来买？
直到1999年初，朱镕基总理到海南视察，才最后熄灭了这些人浪漫天真的想象。朱总理指出全世界众多“自由关税区”并没有几个真正成为香港的事实，总算让这些人哑口无言。事实上，就在朱总理说这番话的时候，香港本身已经进入了困难时期，因为汇率变化等方面的原因，“自由的”沙头角早已冷落得门可罗雀。新闻媒体纷纷报道：1998年以来，香港的居民倒是潮水般涌过海关来中国内地大举购物，可见关税取消或关税减低并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灵丹妙药，并不构成人民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
很多中国人在对待入关问题上同样怀着种种想象。在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那里，入关等同于开放，不入关就是闭关自守；在许多老百姓看来，入关意味着大把大把的便宜商品摆上了商店的柜台，等于美国的汽车、日本的家电、德国的手机人人都可以随便来一件。即使企业界略有担忧，也被更强的紧迫感所替代，阵痛必须承受。至于入关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人们只是将入关作为一种既定方针来论证，并未充分考察其中潜伏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能认识到，入关不等于开放，不入关也不等于闭关自守。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只有符合中国富强的长远利益的事情，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改革开放的手段。现在谁都懂得，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其本质是优胜劣汰甚至弱肉强食。谁都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但强者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流行的法则是赢家通吃。这就意味着，加入竞争有可能成为强者，也可能被人吃掉，这要看竞争力量的对比而定。然而，似乎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一旦中国敞开大门加入世界市场的竞争，这就需要我们仔细掂量中国将会面临哪些对手，它们是弱还是强？它们在采取什么战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入关是否会拆除我们的防御工事？我们能否在防御工事拆完之前变得像对手那么强大？中国只有这样考虑才是务实主义的态度。
东南亚金融风暴所到之处，小龙小虎们都遭了殃。同样遭殃，受伤害的部位不同，恢复能力也不同。小龙们，其中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工业实力，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有可能重新恢复竞争力。小虎们就惨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上都是出口加工基地，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它们的竞争力完全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只有当劳动力重新变得非常廉价，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后，才能恢复竞争力。但这必然意味着政局不稳，社会长期动荡。回顾小龙们的发展史，我们会惊奇地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战后长期的高度贸易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迫于冷战时期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韩国和台湾，因此允许它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并且单方面向它们开放美国和西方市场，这种从政治出发给予的“吃小灶”优惠待遇，是关贸协定根本无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这就是为何关贸协定未能帮助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韩国、台湾一样成长为“小龙”，反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南北差距”正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我们所羡慕的韩国、台湾的发展经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关贸协定体系和出口导向战略，倒是来自1949年以后新中国给西方造成的强大压力。
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韩国和台湾扮演的特殊战略角色也走到了尽头，韩国之所以受到金融风暴的猛烈袭击，恰恰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承担单方面向其开放市场的义务，相反迫使韩国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加速资本流动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使韩国尚不够强大的工业金融力量遭到重大打击，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从而引发了金融动荡。亚洲地区的领头雁日本，更是在高度贸易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典范。二战以后，同样是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允许日本恢复国内重化工业的发展，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帮助日本恢复与发展工业，同时默认日本对本国市场进行高度保护，默认日本银行无担保地向六大财团发放贷款棗即所谓裙带资本主义，默认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倾销。这样，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才超过了美国。如果没有冷战的话，按照美国战后初期治理日本的构想，日本的工业能力将被限制在维持日常用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将被拆毁，市场将被美国商品占领，让其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后院。
这些摆在眼前的例子足以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弱国，一方面自然应该积极投入世界市场的竞争，充分利用国际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转让；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在很多方面我们还积弱甚深，还不能完全适应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对强者来说，拆除弱者自我保护的篱笆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弱者来说，建立自我保护的篱笆，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有限度地、渐进地开放篱笆，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容易形成共识。可能不太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在于，中国这道自我保护的篱笆还需要坚持多久？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可以拆除篱笆的时候了？如果不自行拆除篱笆，我们是否会被国际市场所拒绝？或者会被国际社会用推土机推倒？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比较容易回答。事实上，旧中国曾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下开放门户，加入了西方主宰的贸易分工体系，而且有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和证券市场。但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无法成长起来，只能在国际资本强占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解放后，尽管西方实行长期的封锁遏制政策，但新中国不畏压力自力更生，仅短短数十年就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这些成就曾借助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而对农民造成了不公平的剥夺。改革开放二十年里，中国的关税一直比较高，也一直没有加入多边的关贸总协定，但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却也不断增大。由此可见，即使不入关，我们也不一定不能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也不一定被国际市场所拒绝。毕竟世界还很大，美国不亮欧洲亮。何况美国也不会和不敢把事情做绝，自断财路，让欧洲和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可以说，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国家因中国不入关而拒绝与中国做生意，虽然双边协定比多边协定麻烦一些，但是主动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至于什么时候将篱笆拆到什么程度，这完全要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程度。国际竞争力最核心的标志是要形成像通用、丰田、西门子这样的大跨国公司，拥有高度自主开发的知识和技术产权，能在世界市场上左右局势，或能与其他大公司成鼎足之势。按此标准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显得太弱小了。虽然我们每年出口量不小，但大多数却是初级产品，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三资企业的出口额，而且其增长最快。但这种出口实际上是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车间的出口，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的组成部分，它无论对中国其他产业的相关发展，还是对税收、引进技术和增加贸易顺差都所补不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出口数字，听任有些外国人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吹得晕晕乎乎，好像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可以说，中国大面积完全拆除篱笆的时候还远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