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中国：入关不入套
作者：邵 人 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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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美国从英国手心里独立出来到可以与英国一决雌雄，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政策，为此不惜两度与英国决战；日本从西方列强的缝隙中钻出来，经过了二战前的六七十年和二战后的四十多年，至今仍受美国打压，没有完全出头。相比之下，中国崛起之路当然还非常漫长。关贸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的保护是订有期限的，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给有些国家落后的民族产业判决了“死缓期”，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因此而投入一场振兴本土产业的限时赛。我们不能肯定国内的冶金、机械、电子、高科技等行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抗衡西方的竞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为了获得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拥有这些重要的工业部门。竞争赢了当然更好，没有赢也必须设法自保。问题是，在美国倡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有限保护条款本已不够，眼下还在不断被削减，这已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战略行业和银行体系迅速落入跨国公司之手，贫富差距日益加剧，许多国家还因严重失业危机引发了社会动荡。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风险和机遇交织的关键时期，在获得有限的扩大外贸利益与可能丧失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业实力的选择中，我们没有理由不慎之又慎。
入关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
入关是否能为我们带来看得见的近期效益？如果两年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经贸界人士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当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劲，出口额蒸蒸日上，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虽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那时，美国甚至一再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如果当时入关的话，至少可以免除美国的这一威胁，使中美贸易少受些干扰。但是今天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看，损失程度还将继续加大。如果中国继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则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压力将会缓解，逐渐被东南亚、拉美等对美贸易顺差所代替，中美贸易磨擦将逐渐减弱。这样一来，入关对美国所谓解除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意义已经不大。而且，随着世界各地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了较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国今后虽然仍需要继续抓住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也需要看到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一头沉”难以为继，必须更多转向依靠国内需求。
与此同时，入关的风险却很可能在几方面同时显现。首先是可能大大加剧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当前国有企业的困境，并非像一般舆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公有产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所造成的。事实上，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增长迅速，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些企业当时虽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却也承担了不平等的税负责任以及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既占便宜也吃亏，情况各各不一。但从总体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益是良好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但从1993年经济一度泡沫泛滥以后，国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达到59%。当时我国对外开放中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不多的合资企业，对它们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反而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激励竞争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后起的美、法、德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历史经验，也有一致之处。这样，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就有了一个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的新概括，以后又将它载入了修改后的宪法。奇怪的是，现在人们一提起这个基本路线，通常记得的只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却完全忽略了其中包括着的以下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片面宣传与解释基本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许多有悖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原则的重大决策，往往是由一些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实权人物做出的。于是，人们看到，在1993年的经济过热中，由于没能全面吸收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没有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加上“穷庙富方丈”之类的其它腐败原因，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十年亏损的许多倍。在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与198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 %，亏损额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 .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各地盲目竞相引进外资虽有好处，但这些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的。
开放不可能没有代价，但国有企业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兴衰成败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不仅无法消化，而且还会越积越重，成为经济运行中随时可能爆炸的隐患。还有，由于国有企业仍是城镇居民就业的主渠道，维系着数亿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来源，如果国有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则不仅难以消化迅速增长的新劳动人口，还会迫使更多的职工下岗待业。这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加深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局面，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而且，国有企业到目前为止仍是国家财政的支柱（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了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了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160%），如果任其下滑，那么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滑坡，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会失去工资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众多离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也会失去生活来源，我们甚至会重蹈俄罗斯盲目开放市场和推行私有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覆辙。更严峻的是，就在当前我国有大量的过剩设备、人力和资金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仍然把引进外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法宝，甚至弱化环保、职工权益、市场监管方面的措施来不分良莠地引进跨国公司。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是在限制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却对外资企业的重复建设敞开大门，势必是“洋重复”挤垮“土重复”，进一步阻塞国内资源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