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中国：入关不入套
作者：邵 人 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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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15日下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总理面对中外记者的连番提问，镇静自若谈笑风生，妙语迭出。当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问他在即将进行的访美活动期间或之后，中美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时，朱总理说：“……已经谈判了十三年了，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了，该结束这个谈判了。……只要双方从大局出发，从促进国际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出发，大家都做一点让步，那么达成协议是有希望的。”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暗示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会谈已经雨过天晴。
二十多天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4月7日发表对外政策讲话时说：“如果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贸易规则，而美国对它说‘不’，那将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错误。”观察家们注意到，总统用了“错误”这个很重的词，显示出白宫尽管面对着国会山的反华巨浪，还是接近于做出让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决断。
4月10日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说将“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以便满意地解决余留的重要问题”。
谁都知道，美国是中国入关的唯一重要障碍，只要美国说OK，欧洲和日本都会亮绿灯，那么1999年就很可能是中国的入关之年。
中国急还是美国更急？
有关中国入关的谈判，前几年曾急迫而热烈，可是一直不能达成协议，原因主要是美国条件苛刻，要价太高。近年世界经济剧烈动荡，市场持续低迷，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调整了发展战略，以启动内需为主，对入关采取了谨慎而静观的态度。这下美国急了，据报道，这次有关中国入关的谈判，是美国首先摇动了橄榄枝，软化了立场，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不到最后一刻不松口，其实内心却是急于要让中国入关。这是为什么？这就要从什么是美国的战略利益说起。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即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其它相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这既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系。有些人就是看不见问题的实质所在，目前在中国就有一种较为奇怪的声音，似乎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恰恰是美国所最希望听到的。事实上，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而是由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的对抗性矛盾所推动的，是强国操纵国际事务、干涉别国内政、为垄断资本的国际积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产物。从七十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推行全球化作为其控制世界的战略武器，宣扬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人类的福音。但是，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却使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解体，弱化了各国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权力，虽然这些国家有时也能借助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资本、技术的引进改善本土的传统经济。强者与弱者同进一个自由俱乐部，必然是强者更多地得分，必然带来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的问题，带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等机构制定并影响全球各国经济政策的问题。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1979年春天，保罗.沃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倘若他就任，即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的政策，是年十月，他果然就任此职。此后，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保守主义革命”。他们在国内大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力量。在国际间，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以消除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他们大力推销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顺利将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从关贸总协定的一轮轮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从固定汇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到陷入严重债务危机；从发达国家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到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甚至连社会保障制度也因税源减少而濒临崩溃边缘；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逐渐驱动了一辆连他们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全球化战车，难怪连美国右翼保守思想家爱德华也承认，“全球化竞争将人们投入绞肉机，破坏了社会的内聚力”，正使“马克思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断言重新成为现实”。这个浪潮的核心动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
单元还是多元的全球化，是有重要差别的。市场和技术的全球化并不等于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全球化。如果说前者的正面效应使一系列新兴国家和地区出现，使投资活跃带来了亚洲等地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繁荣，那么后者就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其破坏力到九十年代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纷纷陷入了深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被西方一些投机集团用变化多端的巧妙手腕榨干，成为“有控制地解体”过程的牺牲品，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纵虎伤人者必为虎伤。1998年8月，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涉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以“长期基金”为典型的这类对冲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政策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注资抢救，被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长期资本基金的失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和全球化的重挫。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对垄断型和投机型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甚至世界银行也与该组织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公开分裂；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否决后，1998年日本藏相宫泽喜一撇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搏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此举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这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
因此，可以说，1998年是全球化问题成堆的一年，也是美国战略利益前景不祥的一年。而这正是美国在中国入关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在最近一次谈话中承认，由于世界经济紧缩的压力，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即缓解“因背离民主和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现实恐惧”（《纽约时报》1999年2月21日）。美国希望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来为继续全球化进程打上一支强心剂。当全球化顺利进展的时候，加入世贸组织似乎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中国也的确这样认为。因此，美国根本不担心中国会不考虑入关，相反，由于中国心情迫切，美国可以优哉游哉地捏拿中国一把，逼迫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全面向美国开放市场。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调整了发展战略，使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一旦“扩大内需”就可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并为其它国家做出表率。美国金融资本喉舌《华尔街日报》撰文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效仿实行资本管制和扩大内需战略的“中国模式”。美国政府一方面不得不称赞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则公开指责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是“变相的贬值”，是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破坏性干预，这反映了他们的恼火与担心。在此背景下，他们才被迫在重开入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用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与其说是美国想让中国入关，不如说是美国更想闯中国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