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中国：入关不入套
作者：邵 人 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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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还将削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矫正经济比例失调和恢复均衡发展。实际上，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短缺，而是大量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过剩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相对少量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过剩资本缺乏投资出路。
当然，受外资冲击的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也深受其苦。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兴衰影响城市稳定的话，乡镇企业的好坏则是关系到三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目前由于城市就业形势紧张，各单位纷纷辞退农民工，把城市的问题推向了农村，已经使农民的收入有所下降。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农村的购买力又如何能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在中国搞一次“凯恩斯主义的新政”，以便推动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说法甚为流行。事实证明，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大量公共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需求，至少使建材、钢铁等行业在1997年以来产销两旺，至少为中国在当前的多项重要改革赢得了“时间差”。但必须看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衰落，正是它们之间竞争加剧，贸易与资本跨越国境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发展，由巨额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迅速在国际间传播的结果。弱国经济通过赤字财政临时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将主要由自由进入的强国经济的过剩商品与资本来满足，而将赤字财政造成的一切弊端留给弱国的政府与人民。一旦短暂的景气即将“过气”，它们又匆匆溜之大吉。在国境线基本不设防的情况下，弱国“扩大内需”的美好愿望，到头来只能是为强国提供“扩大外需“的免费午餐，肥水流入了外人田。不是已经有学者在提出扩大内需应以发展重化加工业为主的对策时，主张应把由政府公债换来的特种发展基金首先用于向国外购买这些产业升级换代所需要的先进设备与技术，从而将投资的乘数效应拱手相让与外人吗？扩大公共投资究竟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拉动国内对民族工业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还是一个有待观测的谜。至少，1999年第一季度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进口依然攀增(11.6%)，出口仍下降不止的趋势(-7.9%)，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
近年来，亚洲、俄罗斯、拉美相继爆发金融危机，甚至有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大危机的征兆。倘若我国过于紧密地卷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而又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就会大大增加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程度。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有60%的上市公司称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旦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其冲击力必然大于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倍。1929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当时中国工厂的资本额就下降了46%，到1934年时竟然比1928年下降了85%，其遭受萧条打击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这充分说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弱者在竞争形势恶化时总是最先被市场所抛弃。到了八十年代，国际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例莫过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于1986年入关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大幅度增长，出口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逆差。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夕，墨西哥媒体追随美国媒体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三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贸易区的受益者是美国垄断资本，而受害者则是两国的工人、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美国公司得以随意将工厂迁往墨西哥，由于其工厂多采取资本密集型技术，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所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人数，远少于墨西哥民族企业破产所造成的失业人数。目前，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多。由于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从八十年代初的570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00多亿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连续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其银行坏债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允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以清偿外债。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看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国家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鲜有国家入关而迅速强大起来的，相反，很多国家都因入关而使国内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压，甚至干脆关门大吉，心甘情愿地做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从而使失业率高涨，社会矛盾激化。这正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关键是要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
这样说来，是不是中国入“关”就没有什么好处？当然也不。八十年代以来，服装、家电、机械、餐饮服务等行业欣欣向荣，“长虹”、“联想”、“海尔”等一批中国名牌产业脱颖而出，这些大多是在引进外资、减让关税、放开竞争的措施下催生的。可见开放确实能引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能有效利用境外资金。在这一过程中，“让投资商赚钱，让地方得到发展”当然是一种双赢的现实选择。这些事实也证明中国人还是有竞争潜力的，并不见得一上阵就败。恰恰相反，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历风霜，如果国家总是当“保姆”，民族产业即便能得到保护，也将难免畸形和弱不禁风。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还是需要通过入“关”而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商品以及技术市场，同时把更多企业推到世界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去学习，去锻炼，去成长。尤其像保险、金融、电信等长期由国家垄断和保护的行业，其经营效率和服务素质早为百姓所叹息和烦恼，不引入竞争机制包括跨国竞争，光是行政性的重鞭快打必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然而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如何最大限度地取自由之利而防自由之弊，却不容我们头脑发热一厢情愿。从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出发，入关不入关，什么时候入关，以何种形式入关，这都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怎样入关，都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向美国“好好学习”。美国的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们都非常懂得美国的长远利益所在，也懂得怎样在长远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增进眼前利益，他们始终把美国经济的主动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绝不容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才会如此防范中国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为此甚至不惜威胁、制裁盟国，放弃大笔的出口收入。他们决不会为休斯公司或者通用公司的利润而修改他们自我保护的“301”超级条款。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的确越来越密切，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越是联系密切，就越应该注意保持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如果我们在1997年以前就已经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话，即使我们的外汇储备再多一些，也很难敌得过国际金融炒家的联手袭击，难免不落入金融危机的陷阱。实际上，旧中国融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一百年的历史表明，不能掌握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常常是不但没受国际经济交往之利，反而受国际联系紧密之害。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的喘息之机，民族私有工业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又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民族私有工业顿时陷入严重萧条之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又图谋独占中国市场，向中国倾销大量过剩商品和军火，1946年中国沿海22个城市中，有60%左右的民族私有企业停业破产。这充分说明，利用国际贸易投资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