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中国：入关不入套
作者：邵 人 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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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热潮中，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或惯性思维方式，盲目地强调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全球化宣传的诱惑，逐渐淡化了对丧失发展民族经济自主权的警惕。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基本路线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今日又怎么会有在险峻的经济形势下突如其来地重提“以扩大内需为主”之说？倘若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利益缺乏认真思考，未经充分的实践检验或改革试点，而依据主观意志或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行事，就可能给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造成重大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促使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做更冷静的分析。
经济改革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稍微疏忽大意或盲从西方的规范理论，都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导致社会灾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倘若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无论再严密的理论也不可靠，更何况，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强国诱惑弱国敞开大门的战略武器。欧盟、日本在意识形态上是与美国互相认同的，但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冲突头脑清醒，决无我国一些人头脑里那种浪漫的自由化想象。世界银行是一个西方国家控制的机构，但他们对全球化弊端也有冷静反思，决无我国一些人那种天真的全球化狂热。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扩大市场调节和企业自主权，还是开办经济特区和中外合资企业，都采取了先试点成功后再推广的谨慎办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事，按照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历来原则，其意义恐怕至少不亚于修改宪法，其潜在的风险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不仅涉及所有经济领域和各类企业，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旦出现失误可能无法自己纠正。对于这样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我们必须一方面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又须更为谨慎求实。把不好的情况想得比好的情况多一点，才是把事情办好的必要前提。相反，如果我们是一些光算收入不算支出的美梦家，倘若我们不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入关后倒是很可能处处受制于人，入关变成不幸的“入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订的规则，都是按资本主义强国的制度模式和利益需要设计的。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就可以随时寻找借口对我国进行干涉和制裁，威胁我国接受不符合国情的所谓“国际规范”，像对待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那样，剥夺其经济主权，强迫推行自杀性改革，以帮助跨国公司控制中国的工业和金融命脉。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出口导向战略渐渐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出口在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格局中分别有着不同的地位与归属。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际资本雄厚、国内市场广阔的超级大国来说，其推行的是自主发展的开放型的全球战略。即便同是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还有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分野。前者如日本等某些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往往在世界市场的若干个别生产部门中，占有基于自主技术开发之上的垄断性优势，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品，因而能带动国内其他部门以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其过去的生长过程亦离不开国家对当时还是新兴工业部门的相当长期的保护。至于拉美、东南亚、非洲，以及入关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取了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即主要依靠外商投资，把出口优势建立在税收等优惠政策和提供廉价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以出口附加值低的中低档产品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为了扩大出口不惜出让国内市场和产业发展机会，成为外国的产品倾销地和加工车间，以丧失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短期利益。一旦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出口势必难以为继，因为外资企业随时都会迁移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那时，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将只换得一片经济废墟，留下一堆贬值的货币和无法偿还的债务重负。这不仅是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加了世贸组织，沦为跨国公司控制的贸易分工体系中的经济附庸，成为“南北差距”扩大牺牲品的主要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是要建设一个自主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尽管在八十年代，沿海地区陆续转向出口导向，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来看，一方面内需旺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出口不断增加，国际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一时体现了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趋势。但是以1992年以后的经济过热为标志，各地出现了盲目的开放区热和引进外资热，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逐渐受到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的诱惑和侵蚀。很多地方领导人不顾一切地引进外资，只图本地方的一时增长，很少考虑外资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这就形成了大规模与四小虎争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局面。这一方面加剧了东南亚外贸形势的恶化，加剧了因发达国家转移低等产业而带来的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面临同样的风险：国内市场的中高档商品受到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的挤压，企业赢利率不断下降，内需萎靡不振，从而迫使我们进一步把全部赌注都押在廉价商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上，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199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高达47%，对外依赖度远远超过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这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成了今日国内外企业不断预期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已受到依附型出口战略的影响，开始体会到有点身不由己的味道了。
这就把我们逼入了一个严峻选择，或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回到基本路线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上来，重新采取自主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战略，依靠振兴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扩大出口；或者让人民币贬值，不由自主地加入到竞相贬值的依附型出口导向国家的行列中，为了增强向西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被迫放弃和出让更多的贸易利益。但是，无论从稳定大局，还是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人民币贬值都是十分危险的。在全球金融隐患重重的情况下，它还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应该说，中国只能选择自主发展的开放型战略，必须以培育和扩大“内需”为立足点，这既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的共同富裕的国策题中之义。只有采取这一战略，诸多矛盾才可以逐步解决，如国有企业的解困，内部市场的繁荣，工人的就业，产业升级换代，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建设，而最终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经济体系的出现。统一的中央政府、大国优势、较高的技术和经济起点以及历史经验的积淀，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念叨的实施这一战略的可能性所在吧。不妨设想，它可以具体化为“三道防线，一面出击”。第一道防线是采取某些必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利用必要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手段，相当时间内明确限制某些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第二道防线是周密地策划国内工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政策扶植和倾斜，利用后发优势缩短甚至跳过某些产业升级阶段，防止重要产业被外资直接占领或通过市场竞争挤垮；第三道防线是加强自主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力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一面出击，则是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以内养外，进占国际市场。当然，实现这些目标都不意味着回到闭关自守的发展模式，不意味着逃避国际竞争，恰恰相反，这是为更好地把握国际竞争变局所做的必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