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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终结
作者：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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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认为很多人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这里显然是指西方首先是与美国霸权主义相联系的那种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是一种误区。
第二，作者质问，为什么在他所生活其中的那种社会环境，超过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作者多处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利润至上、广告式的宣传亵渎着科学。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科学发展的“诸多现实的约束条件”。
第三，对科学的真挚追求和面对严酷现实的无奈，导致作者走向了以调侃自慰和神秘主义。全书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做彻底的坦白，我写作《科学的终结》一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奠定一种新的宗教——‘神的恐惧教派’。从一名科普记者摇身一变，过一过教派领袖的瘾，将是一种很好的调剂，更不用说其中尚有钱可赚了。”
即便作种种限制，仍然没有理由断定，这本书所谈论的，仅仅限于科学或者技术本身的“终结”。
英国《金融时报》(2002年1月12日)文章《召唤下一个伟大思想》谈到西方全球化中的科技问题时有一段惊人之论：“我们的科技进步伴随着的无法消除的侵略野心，必然会使我们灭亡。”
伟大的科技进步如果不是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联系，而是同独霸全球侵略野心的疯狂膨胀比翼双飞，而是仅仅沦为讹诈、恐吓、侵吞、盘剥和确立这样一种国际体制的工具，将注定没有前途。作为它的发展动力的讹诈、恐吓、侵吞、盘剥的国家体制与社会制度，也将注定没有前途。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的结尾部分，指出西方全球化下的科技发展造成的无穷无尽的灾难：自然界失去平衡、人口爆炸、城市化，“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他引述曾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步雷德利的话，把这个世界称为“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他提出一个自己并未提供答案的问题：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但是，“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
另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一书也涉及科技问题。他指出，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使全世界居民分化为两股尖锐冲突的和不可调和的势力：一股势力是号称‘符号分析专家’的世界主义精英，他们控制着技术和生产力；另一股势力是数量日益增多的经常是多余的劳动者，他们在高技术的全球新经济中找到合适工作的希望和前景十分渺茫”。这种“绝望者”中还包括被称为“新的贫困者”的中产阶级人士。
香港《全球化监察》2001年4月16日的一篇文章，从第三世界的角度谈到生物技术和西方在其全球化中的生物殖民主义：
生物技术的兴起，生命专利权的出现，其实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生命的商品化。工业革命的初期，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资本的累积开创条件，亦为资本的扩张提供市场。几百年来资本的扩张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将人商品化，化为可以买卖的劳动力，并将其他一切商品化，粮食、水源、土地、交通、教育、沟通、家务、生儿、育女、性以至爱。人类社会为资本累积而付出的代价，触目皆是，贫富悬殊，生活疏离，环境破坏，资源耗损。大地、森林、河流、海洋、空气，皆被盲目的发展所榨取，所污染，所殖民，资本的扩张，已经临近极限。
通过生物技术和生命盗窃，资本不单将生活商品化，并拓展了新的殖民领域，新的剥削物件。只要盗取分子结构和基因排列的“知识”，并据为己有，资本便能为自己开天辟地，扩张累积，至死不渝。对生命的商品化，也就是对生命的殖民。
《天涯》1999年第2期上有一篇文章叫作《生物资本主义》：
假如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设计者的遗传因子甚至能够让富人不仅将巨大财富传承久远，而且还能让优越的生物工程血统代代相传，因而使阶级分化更为加剧。
但是，是不是如这里提到的一篇作者为李维特(C.S.Lewis)、写于1994年的《人的终结》所说，“那最后的时刻正在到来”?或者是不是如前述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所说，科技进步“必然会使我们灭亡”，人类只有干脆“逃离该死的地球”，此外别无出路呢?
一些西方论著在尖锐批评社会道德沦丧情形的时候，把这种道德沦丧归咎于技术的发展。但是，比如面对美国一系列资本主义标志性大公司丑闻迭出，不去指责导致产生这种丑闻的社会力量、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却怪罪于某几台电脑或者因特网，就简直牛头不对马嘴了。技术只是工具，既可以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可以用于犯罪，既可以用于造福人类也可以用于最邪恶、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道德沦丧，罪不在科技本身。现在的问题不是科技在终结，而是西方全球化的社会体制包括其道德环境日益严重地阻碍着科技发展。
科学技术的命运同人民的前途息息相关。我们宁可引述中国学者唐袅在《科技属于人民——全球化与科技》一文中对科技问题的意见：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无穷无尽，科学技术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必然地趋向民主、趋向人民。“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的力量，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命题。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资讯技术的成就，已经为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促进经济的普遍发展与人类的共同富裕，和保证人类绝大多数的民主权利、保证他们以平等的关系自觉地参与历史创造并在这种进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只有为人民所掌握并被用于实现人民的利益时，才真正获得革命的力量这样一种品质。”
“终结”声浪方兴未艾
福山《历史的终结》之外，笔者集有近年出版并译为中文的、主要出自西方作者的这样一些著作：美国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英国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美国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位学者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德国学者同几位第三世界学者合作撰写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
江苏人民出版社有一套“终结者译丛”，收有英国和美国七位作者分别撰写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教育的终结》、《男性的终结》、《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权的终结》。
正如两位中国作者为“终结者译丛”写的序言所说，“本丛书聚焦西方学界晚近热门的种种‘终结说’，从哲学、社会、艺术、教育、性别观念、生产方式等诸多层面，揭露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激变。虽然这些著述的基本主题同是‘终结’，但各方写家观点纷然杂陈，不仅所涉论题千差万别，而且所持观念立场亦大相径庭。激进观念有之，保守学说有之，兼而有之者亦不乏其人。进一步，在不同见解和陈述中，我们又不难瞥见其中某些‘终结’之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
“终结”作为一种时代现象方兴未艾。它的出现让人不得不思考，西方全球化恰恰在它取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盛地位的时候，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弊端。一叶知秋。无论怎样地见仁见智，有关“终结”问题的著作，都植根于西方全球化在二十世纪末的遭际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