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怀旧和终结
作者：马 也
字体： 【大 中 小】
它说，《新的历史蓝图》是近二百年来反对阶级社会中反民主的上层、争取个人权利这一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创造真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条件。
在政治方面，该书主张使用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卫生、教育、妇女状况、公正、进步六个分指数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来衡量“社会民主”的程度，提出迅速缩小各国、各地区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差距的计划。在经济方面，它要求通过电脑系统，对世界的需求、生产的方向和产品／服务的分配进行调查，实行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等值经济”，不是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而是以其价值为出发点，根据劳动者对总价值的贡献领取报酬。
关于道德问题的探索尤其具有创新的性质。论述这个问题的阿根廷作者说，现在需要提出的不是什么生活本身要求的道德观，而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们所需要的道德观”，是“使活不下去的人们能够活下去”的道德观。而西方全球化恰恰“阉割了生活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观不是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对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最有意义的是，如何造就一个权利体制，以便在体制内部形成一个容许不断出现新权利——妇女的权利、其他种族的权利、被排斥者的权利、流落街头的孩子们的权利、印第安人的权利——的支体制 。这些都是新权利。但是，事情会怎样呢?权利系统会抵制，不知道如何包容它们，而把它们排斥在外，粗暴地排斥。事情不是增加新的权利，而是改变权利结构，使新权利有容身之地。不是在一所扩大了的房子里，而是盖一所新的房子。”
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设计和设计了多少种试图把人类从西方全球化桎梏中拯救出来的方案。也许是数百，也许是上千，也许还要更多。
没有理由简单地否定这里所谈到的关于人类未来的种种设计。但是即使出于善良动机、以郑重的科学态度进行的设计，也还存在怎样使它向现实转变的难题。顺便说说，比如前述一种方案主张使更多的人进入今天西方富人占据的豪华轿车而“不致损害已经在里面的人的生活、自由和欢乐”。这真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是，轿车如何做到能够容下全球的人们，当座位不足的时候，谁留下?谁下车?谁不得进入呢?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任何法令都是苍白无力的。
且让人们去继续设计吧。
有的学者的注意点不是设计取代西方全球化的未来社会的模式，而是分析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资本主义基础起破坏作用的因素，特别是资本社会化现象和劳动集体所有制的出现。他们强调的是，新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和发展起来，历史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辩证的自我否定。
但是，我们的时代正酝酿着一种群众性的巨大的震荡。法国《解放报》发表的《新资本主义的危机》认为，即便为了改变目前“股市操纵一切的资本主义”，即便为了在资本主义基地上保证企业员工权利和约束金融活动，也需要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形成这样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文章说，“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对全球化的斗争，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现在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解放报》文章的范围。呼喊着反对西方全球化口号的人们——也许需要稍微做一点“正名”的工作：媒体到处指他们为“反全球化”，说他们是“反全球化人士”，从事“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他们是反对西方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反全球化”——已经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他们手中高举着的，往往是令在不义之财的钱袋中纸醉金迷的大亨们即使看一眼也会恐惧和憎恶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画像。他们的活动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大城市，而且一次比一次集聚着更多的人们、更显示出群众性的和数量的优势，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有组织、更加明确地提出包括广泛内容的社会纲领。2002年开春，世界富人聚会纽约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到会三千人。同时在巴西举办的，是集中各方面反对西方全球化代表人物的“世界社会论坛”，到会六万人。已经有媒体索性把“世界社会论坛”称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国际”。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抗击西方全球化、探寻新的前进方向和社会轨迹的努力，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共识。
这种反西方全球化的运动，成为2001年11月多哈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斗争的现实背景。美国报载文章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和内阁成员，“是不容戏弄和藐视的。不可以把他们当作乌合之众”。他们在会议上“勇敢地站出来，显示了团结与力量”，赞成自由贸易，但是要求按照他们的条件而不是西方的条件，组成了反对西方全球化的一个“阵线”或者“阵营”。
埃及开罗艾因·萨姆斯大学名誉教授、开罗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富热·曼萦尔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使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是今天“在进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国内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比时，第三世界国家中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全体大众(而非只是其工人阶级)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底层。”他说，已经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征兆。新的运动必定要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伟大目标相结合，但是从本质上讲是经济的团结运动，要求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资本主义面临着全球危机，只有当西方发达国家被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南方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世界才能对危机作出积极的反应。
美国一家网站载文说，西方全球化的缺陷和新的政治力量的确立重新唤起了不结盟运动的意识。“在世界风云变幻中落到后面的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憎恨美国。为了向美国的支配地位提出挑战，避免向地区强国卑躬屈膝，它们开始重新考虑不结盟运动可能带来的好处。”“如果这些国家可以再次联合起来，它们将获得同经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和避免成为该地区强国附庸的手段。”
在西方全球化中沦为世界贫民窟的非洲，正在形成新的意识。2001年6月26日的法国《世界报》，集中刊登几篇议论非洲的苦难和复兴之路的文章。半个世纪的历史告诉人们，西方富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框架内实施的发展政策失败了。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宣称，“非洲现在的局势证明，贷款和援助的做法是失败的。贷款导致债务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债务无论是延期偿还还是取消，都始终存在，并阻碍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至于援助，无论是私人援助还是国家援助都在减少。”
非洲要求复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导人走访非洲二十二个国家，提出一些被讥笑为“出资机构发明的新玩意”的措施。但是非洲人认为，已经到了必须反抗经济统治结构、反抗文化入侵和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们宁愿自力更生。”马里总统科纳雷说，“我们应该提出建议，学会拒绝。非洲应该关心并捍卫自己的利益，遵守自己的承诺，同时也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马里前文化部长特拉奥雷认为，非洲不能够只是再一心希望成为“西方的苍白的翻版”、“做别人的梦”，而是必须强调非洲的创造性、重视非洲文化、恢复非洲的自我思考能力。她深信“民间非洲”蕴藏着的巨大的知识和能量的财富。
拉美到处回响着不能继续接受美国摆布的声音。这成为不同政党的一个参与竞选和争取更多选票的共同口号。左翼力量在上升。在那样一种“美国后院”的环境中，左翼执政和巩固执政地位决非易事。但是，无论作为控制和盘剥拉美各国的最有力工具还是作为剿灭左翼的最强大武器，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却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事实。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指出，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行二十多年是失败的，多数拉美国家非但没有通过新自由主义实现现代化，相反，社会经济问题愈加尖锐。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一些国家发生农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实行美元化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被美国树立为新自由主义样板的阿根廷，经济社会陷入全面困境。
拉美对第三条道路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热一样，这都来自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但是二者又截然不同。在西方，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某种调整。在拉美，第三条道路却意味着对西方全球化的一种背离和否定。
拉美同时出现的两种倾向，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一种是拉美一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组成的团体1997年11月提出的“拉丁美洲替代模式”。其背景是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却使绝大多数人陷于贫困，因此必须有“纠正新自由主义弊端的新模式”。它又被称为“第四条道路”。另一种倾向，就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提出并反复阐述的、与西方全球化对立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即帝国主义全球化已经充分暴露其没有人道、不公正和毁灭人类生存条件的危险性，而且它本身无法持续。只有社会主义全球化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它不是阻止全球化，而是应付和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人类危机。在并非实行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报纸也居然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标题赫然写着“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无论如何，一种历史的过渡时期正在到来。这一时期对今天的有权势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意味着现有社会地位和生活惯性的改变甚至根本性的改变，都将千回百折，异常艰难。这里不会遍地鲜花，充满诗意和玫瑰色。也许人类还将为此付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超过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全球化的巨大代价。但是全球化历史运动的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的航标，不在纽约的股票交易所，不在西方七国首脑的会议厅，不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说词里，不在哈佛、剑桥的讲坛上，而在全球人民的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选择里，而在数十亿今天被认为“卑贱者”的人们的觉醒和为着自己的解放所奋勇献身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实践里。
马也，学者，现居北京，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