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怀旧和终结
作者：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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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出现一种以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为前提的建设性意见，认为过去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或者“华盛顿共识”以及它所推销的“单纯的开放”，“不会必然带来繁荣”，而是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社会混乱，已经使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增加到十八亿。因此不能再继续目前这种“僵化的资本主义模式”，有必要设想一种“不同模式的”或者说“不僵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生活再一次显示着它捉弄人的本领：在第三世界国家，某些人把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主权称为“僵化”而把信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尊为“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时候，恰恰在美国的媒体上，后者却被戴上“僵化”的帽子。
刊于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11月6日的一篇文章认为，这种“不僵化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标准是，“稳定的政局、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者”。但是这种标准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稳定什么呢?稳定制造两极分化、闹得十八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那种政局吗?什么叫健全的管理制度?美国自封而且也被很多人看作是管理制度样板的世界最大公司，丑闻一个接一个，自己的麻烦就多如牛毛。如果说“一定素质”是指用考试方法得到的某种文凭或证书，那就需要首先论证考试内容的价值和考试方式的公正性。何况“素质”也是相对的、具体的。一位美国大学的博士或者有着很高的素质，然而比如到中美洲种香蕉和到中国黄土高原种谷子，就未必具备起码的素质；如果把素质归结为能够讲几句英文而同自己的人民相隔膜、对本民族文化茫然无知，就尤其滑稽了。总之，令人尊敬的作者尚未告诉人类，这种“不僵化的”资本主义到底在哪里和如何实现，我们还只得继续等待。
与此同时，同样是抱有改良和补天愿望的一批西方精英人士，其最新反思和政策调整，竟是在所谓恐怖主义的名义下，炮制出一套“新帝国主义论”。布莱尔的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首先出版一本小册子《重新安排世界：“9·11”的长远影响》，由布莱尔撰写序言。其后又有库珀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也在美国《纽约人》杂志刊出《干涉——美国军事力量在后冷战世界的使用》。一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巴斯蒂安·麦勒贝，在2002年3—4月号的美国《外交事务》上敲边鼓，发表《不得不帝国主义》，说“那些非帝国主义手段，特别是在外援和各种扶植政权的努力，都是靠不住的”，仿佛是别人在逼迫他们走到帝国主义。在这一思潮推动之下，美国手中“邪恶轴心”和列入核打击目标的国家名单越来越长，布什本人也跳到最前台，宣示要“先发制人”了。
这完全不是向前而是向后的调整。西方全球化的主导者们已经江郎才尽到这样的地步：忘记他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竟然要退回去一个到两个世纪，重操先辈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旧业，只有挥舞导弹飞机、杀人放火这一套故伎。这种反思和政策调整，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使西方全球化，在两个根本的方面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
一方面，美国统治者失去内在的凝聚力和社会信任感。美国官方战略家布热津斯基1993年出版的《大失控与大混乱》，已经列出为着保证美国全球领导能力而需要兴利除弊的二十个基本难题，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以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广泛领域。其中有：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低质量的中等教育、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问题、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连那个鼓噪“历史的终结”的始作俑者福山，也在1995年出版《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忧心忡忡地重申熊彼德“资本主义是创造毁灭的过程”的判断，引述关于美国社会平衡遭到破坏的数位——对“多数人是否可信”的肯定回答从1960年的58％下降到1993年的37％，大声疾呼重建美国的社会信任。新近的一篇法国报纸文章《资本主义的信任危机》(法国《解放报》2002年7月31日)干脆把从美国开始暴露的信任危机称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认为这种“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再一次告诉人们，“诚信没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动摇了”。
信任问题已经如此刺眼地成为美国社会的软肋。按照《今日美国报》2002年7月间发表的调查，最不能信任的人依次排序为：经理、大公司首席执行官、股票经纪人、律师、政府官员、记者、富人、天主教神甫。难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有这样一幅漫画：一对夫妇去赴宴，妻子对丈夫说：“无论怎么着，你别提自己是首席执行官!”在一个口不离“诚信”的总统、副总统相继卷入经济丑闻的社会里，在一个只能靠刺刀和警棍维持的社会里，在一个除非收买和豢养数百万间谍、强制人民互相监视和告密才能运转的社会里，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
另一方面，美国统治者在全球处于孤立状态。美国有人在感叹“超级大国的悲哀”：“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不乏厌恶美国的理由，从欧洲国家的首都到南美的古柯地，到东南亚的装配线。”（《超级大国的悲哀与因果报应》，刊美国《洛杉矶时报》2001年9月13日）美国自封“世界政府”，“其他国家则都成了反对派”，“对许多不满者来说，全球化就是美国搞经济帝国主义的宣言。于是他们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不满者的网路。”尽管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无人相比，但是它却成为“孤家寡人”。（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2年8月4日）
英国人看到，世界存在广泛的反美主义。这种反美主义“实际上是各国对美国的种种不满的综合反映”。这种不满包括政治和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心理这样五个大的方面。关于心理方面的说法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人相信，由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改革和全球化，他们的生活水平接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十年后，美国更加富裕，而且关于他们生活如何富裕的资讯铺天盖地，而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人民仍在困难中挣扎。对美式资本主义、自由、产品及文化的羡慕，伴以因求之不得而产生的失望与愤恨导致心理上的‘反美主义’。”（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12月）
资本主义全球化还从来没有如今天这样赤裸裸地显露自己的全部秘密，即无论在其国内还是在全球，仅仅是使一部分人而且是极少数人越来越富和得到人的尊严，使另一部分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穷和失去人的尊严，后者的穷和失去尊严正是前者的富和得到尊严的代价与条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这个秘密再生产和向全球扩展的过程。然而秘密因此也无法再成为秘密。待到秘密大白于天下而且这样一种认识同上述的反美主义相联系，就不能认为是为富不仁者的福音了。
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满和拒绝西方全球化强加给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喊出自己对现存旧事物的愤怒和对新生活的期望，对社会的变革和历史进程议论风生、指指点点。从西方全球化中得到利益的极少数人，生活在绝大多数人的敌视的眼睛和无尽的恐惧中，官员出门要配备成队的保镖、呼叫的警卫车甚至坦克飞机，参加会议要提防有人向脸上扔番茄，乘飞机要提防有人劫机，吃饭喝水要提防有人下毒，安坐家中要准备祸从天降。现在已经闹得殃及平民，使美国的无辜百姓有时候也要为他们统治者的罪孽担惊受怕了。
不要忘记中国汉代著名政论家贾谊的一句名言：“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人心向背，决定着政治权势的盛衰存亡，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此，全球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