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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终结
作者：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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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1994年，德国社会伦理学和神学教授乌尔里希·杜赫罗撰写《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问题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提出，理论来源是《圣经》。作者写道：
我们目前正面临着一个极权主义的、寡头统治的、不民主的体制。该体制采取了跨国资本市场和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形式。跨国资本市场只是对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拥有大量的可支配的货币)负责，因此，它们只是寻求短期的利润积累。它们不再对大多数人或环境负责。它们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性质。国际金融和经济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受到了工业国政府的控制，因而支援跨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西方选举出的政府的一些职能具有极权主义性质。摈弃这种体制和建立小规模的替代方式，是对全球体制的极权主义部分所作的适当(对于教会来说，在神学意义上是必要的)回答。
当这位教授宣扬实现《圣经》的目标，授权教会进行他所谓的新的尝试的时候，他是一位传教士。当他揭露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人类危害和社会进步障碍的时候，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1996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西方的道路，经合组织各国的道路，其结构和结果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明确地不允许西方生产方式、能源消耗方式和环境负担方式向全世界推广。他以1989—1990年苏东所谓转型“使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倒退了”和南美“经济增长与经济倒退更替出现”，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为依据，认为“最扣人心弦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条与西方道路相异的、也许比它更为优越的亚洲现代化之路?”（W·茨阿波夫：《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德国《利维坦》第24卷第一分册）
恰恰在他这篇大作发表之后一年，一场金融危机，打碎了他的亚洲梦。如果他的文章晚一年发表，可以相信，那将是另一种样子了。但是这个缺陷并非必然，而且不足以掩盖其提法的历史智慧的光芒。
2002年1月间分别发表于英国和美国两家著名报纸的文章，共同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的《召唤下一个伟大思想》认为，“自由主义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并不稳固”，“自由主义已经赢得了胜利，然而它无法欢庆它的胜利，因为它不能确信自己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它那有限的、脆弱的性质忽然变得如此明显了”，“自由主义已经赢得了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然而它仍然没有赢得道德领域战争的胜利”。它写道，两种历史终结的伟大思想，即马克思关于“历史将以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而告终”的思想，福山关于“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意志和目标”的思想，都成为过去，“我们必定不久将产生更伟大的思想”。这里关于马克思的说法没有根据。马克思所说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相反，他对于人类历史创造的未来寄予无限希望。至于说福山那个“伟大思想”“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美好”，倒还有点道理。
另一篇刊于《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20日的题为《在此之后——无论资本主义命运如何，有人已经在设计替代方案》的文章说，“冷战的结束并非如某些人所言是历史的终结，它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挑战的终结”。一个挑战结束了，又一个挑战正在迎面走来。“原因在于全球社会并没有做到人们所宣传的那样”：阿根廷人在国际事务中支援美国、在国内政策上按照美国意旨办事，“可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却弃置不顾。这样想的人不仅仅是阿根廷人”；欧洲和亚洲的政界、军界人士，不满布什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保卫美国人的战争”；至于强调私有化、开放市场及贸易自由化市场改革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意味着富人统治”，到处引发着对它的抗议。
文章这样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今天，下一位马克思在世界某地漫步”，——他或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反抗使他家破人亡的一次经济衰退，或许是巴勒斯坦人、印度尼西亚人，或许身在北京，或许是每天死亡的2.5万名儿童中一个尼日利亚孩子的父母，或许是俄罗斯人。总之，“从拉美到非洲再到亚洲，任一地区都可能出现下一位马克思”。“谁也不知道下一位马克思及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将来自何处。”“可以肯定的是，某个人、某一地区将提出一种替代方案。”
不能把宣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终结简单地归结为承认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终结决非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在陷入新的全球困境的时候重新想起了马克思，已经成为令人感慨系之的一种时代转折的信号。这就是历史：它在需要某种人物的时候，终究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大卫·斯可韦卡特2001年秋季在巴黎第三次马克思大会发言，把自己“超越资本主义的创新的努力”，直接叫作“替代方案”，称其“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辩证综合，是数世纪中其他解放运动，特别是正在进行性别革命、争取种族平等、反对原子狂人和阻止生态毁灭等运动的辩证综合”，“它是一种辩证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这种替代方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是缺乏经济民主，缺乏工作单位的民主——“普通人通常被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而不是他们的老板”，而在资本过强流动的控制上则完全没有民主。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核心，是经济民主。作为一种经济秩序，它有三个特点：工人自我管理，市场机制，投资的社会控制。
这位教授说，他的方案的实现取决于这样的条件：一场毁灭现存统治阶级信用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一个左翼政党在压倒多数的选举中执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布法令取消所有企业向私人或私人机构付利息或股份分成的义务，宣布覆盖全体劳动者的法定权力，宣布一种统一标准的税收，把所有银行国有化并废除金融市场。这场变革使更多的人进入今天西方富人占据的富裕的豪华轿车，“却不致损害已经在里面的人的生活、自由和欢乐”。“劳动者仍然工作，管理者仍然管理，企业仍然竞争”，“生产者继续生产，消费者继续消费，在资本主义之后生活在继续。”
1998年2—12月，一本书在拉美出版了四种版本：墨西哥版、阿根廷版、巴西版和古巴版。古巴版的前言说，1999年上半年还将出版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我们看到的是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这就是由墨西哥、德国、古巴、阿根廷、智利五国共六位学者合作撰写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
该书序言写道：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生活在一个脆弱的社会体制中。这个体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已经陷入穷途末路：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已跌入财阀政治的衰退阶段。
没有了道德基础，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基本需要，失去了在国家规模上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全球社会的统治阶层已成为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主要障碍。
面对日益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问题，这些阶层不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任何发展出路。
它说，面对新的千年，人民大众无所适从、无所企盼。因此，需要“把未来——目前，它被当代的主宰者们占有，并仅仅有益于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非法利益——夺回来，归还给下层群众”，“并为埋葬人类友好相处的主要障碍——资本的文明添一把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