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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终结
作者：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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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接受德国《每日镜报》专访时表示，他将反对“与当代经济政策格格不入的新自由主义”。
法国《解放报》(2002年7月17日)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大公司的丑闻证明，资本主义已经丧失自我调节的能力，“股市操纵一切的资本主义即使不是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也是出现了严重的技能障碍”。
2002年2月2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针对“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形势，发表《是暂时挫折还是更糟?——全球化面临危险》，提出我们正处于一个“脆弱的时代”。值得一读的是它的两处引文。约翰·格雷，一名英国政治科学家写道：“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了。对市场信赖全球化这一世界观的支援已经消解了。”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9·11”袭击“可能会导致全球化的破产”。
另一篇评述“9·11”以后国际形势的英国《卫报》(2002年5月18日)文章，还谈起《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它说，《共产党宣言》在现实中受到了挑战，但是也由于“它正确地预言了贫困和财富会在全球范围出现明显的两极化，它也正确地预言了被剥削者将因此起来反抗统治者”而得到了证明。资本主义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有其先进的理论，有历史头脑，反对偶像崇拜，不排斥另类生活方式，“社会主义一心想的是剥夺而不是消灭有产阶级。它的武器是大罢工和群众斗争而不是炭疽和卑鄙的核炸弹。它的目标是要使人们生活富足而不是要他们从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沙漠中寻觅稀有的食物。社会主义是我们通过改变恐怖主义的滋生环境将其消灭的最后机会。”因此惩罚社会主义的人们倒是应该反思自己的得不偿失。
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眼中西方全球化的前景，也笼罩着悲观的阴影。它就2015年的全球趋势提出四点预测：(1)包治一切的全球化只是一种幻想。以华尔街的模式为榜样并为“华盛顿共识”所统治的全球化，将充满荆棘并伴随着长期的金融动荡和日益加深的经济分化。(2)恶性的全球化。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日渐萎缩的就业机会，会使第三世界国家负担更重，将导致移民浪潮的增加并加重国内和国家之间的冲突。(3)欧洲、亚洲、美洲的地区认同将加强，并逐渐加强对美国全球统治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反抗。(4)美国不得不越来越关注自身经济的衰退和它南方邻居的危机。
尽管不能赞同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点，却完全没有根据怀疑福山对西方全球化长盛不衰的信念的真诚。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惊呼西方全球化破绽百出、亟待抢救的声音，预言西方全球化前景黯淡和没有出路的声音，怀疑、批评、谴责、控诉西方全球化的声音，来自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作为语义学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声音，不仅就内容的义正词严来说，而且就普遍性和广泛性来说，都远远压倒颂扬和迷恋西方全球化的声音。以至西方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舆论家，在自我赞赏发出自己愿望的“回声”的时候，也并不相信他们是在讲真话；连福山的那份真诚，在他们那里也已经荡然无存。
西方当局在倒退
在西方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有着控制历史主导权的巨大的金钱的、政治的、军事的、思想文化的力量，而且有着远为丰富的舆论编造和政策调整的经验。在它的内部，当出现一种足以威胁其生存的社会力量的时候，它甚至为着自己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某些局部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发生革命的俄罗斯，昨天还在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的敌人携起手来，联合进攻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不惜血本实施扶植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在亚洲则有扶植日本的计划。一西一东，目标是对付苏联和中国。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可以允许美国驻军，容忍对其内政的一定程度的干涉。彼此有得有失，但是把国际垄断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得大于失。这一步终于走到解体苏联。另一方面，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第三世界，就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而言，政治上却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成熟程度。在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世界范围里，都可以看到斗争因此失败的先例。
然而这样一种趋势是无情的：在全球范围里，随着进行掠夺、垄断和财富集中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己的否定。现在人们越来越看到，它制造动荡的本领在增加，但是它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自我调整的空间却在缩小。
就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来说，解体苏联之后，国际垄断资本主要推销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全球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它以前苏联、东欧、亚洲、拉美、非洲国家经济的停滞、倒退、危机和政治的动荡为代价，促成美国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标志，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由于造就世界大多数人的日益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包括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两极分化的加剧，引起对它的普遍怀疑和愤怒；另一方面，它为西方全球化提供的动力本身也在日渐萎缩和走向枯竭。
西方曾经起劲地推销韩国、泰国甚至包括印度尼西亚的“东亚模式”。在拉丁美洲，先后有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阿根廷模式。在非洲，也先后有几个模式。西方的兴趣不在于肯定这些国家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而在于把他们钦定的样板塑造为西方全球化中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实现形式。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1999年西雅图事件，再到2001年的“9·11”事件，国际垄断资本没有放弃向第三世界继续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也已经在反思中进行着某些政策调整。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至少在口头上有所收敛。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几个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克林顿、布莱尔、若斯潘、施罗德、达莱马，都相约或不约而同地大谈其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一个贫困和暴富因果相系、并存并荣的世界，在一个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囊括天下、席卷八方的世界，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都没有为这种用社会民主党独裁改良或取代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提供容身之地。他们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合唱，随即在合作屠杀南斯拉夫人民的战火中灰飞烟灭，或者充其量剩得几个七零八落的碎片似的音符。达莱马在意大利总理的位子上只坐了很短时间。在德国，反对党正在向施罗德挑战。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若斯潘落败，西欧一些国家极右翼势力的活跃和上台，尤其成为第三条道路破产的最新证明。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愈加名扬全球。此人自称“典型的资本家”，在西方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积极参加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捞一把，现在却凸现其理论家的才华，也在愤然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连续出版的几本书，可以看作垄断资本集团大恐慌和大希望的混合物。所谓恐慌，是看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濒临解体甚至崩溃。他为此声讨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希望，是绞尽脑汁拯救这种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的资本主义。他为此声讨国家主权和所谓民族主义，主张建立“全球性的中央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以控制国际金融市场。他多少有点悲哀地看到，他的“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呼吁“特别是在一些前苏联国家”往往遭到误解，在西方应者寥寥，自然谈不上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了。
迈克尔·佩蒂斯，投资银行家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教授，身份类似索罗斯。他以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精明看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是商业和金融，而不是科学或者技术，无疑也不是政治或者文化”。为了不至于发生西方全球化“突然自我逆转”的事情，他的唯一药方是避免“全球流动性出现收缩，而且世界各地的市场出现衰退”。事实是，生活至今没有提供让他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