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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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志业”这就好像闻一多曾经说的：教书和研究不是一个饭碗、一个职业，因为它是一项事业，一个民族政治可以腐败、经济可以腐败，但教育不能腐败。一个民族的教育和知识分子也腐败了，这个民族就从根本上垮掉了，相反，只有知识和教育还没有腐败，这个民族总还是有希望的。所以，韦伯在德国统一之后发表的《以学术为志业》恰恰反对的是把学术当成一个饭碗、一个职业，而是要求德国学术成为一项德性、一个斗争的力量和召唤。他所针对的，恰恰是欧洲当时流行的小市民市侩主义的“幸福主义”伦理，和欧洲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以“学术职业化”为名的超政治空谈。用我们中国当代流行的话语就是“志业淡出，学术淡入”如此之类话语。刚强的对立面就是软弱无力，就是无德之学，决断力的对立面就是无立场、无判断力的“纯粹学术”。反对没有道德理性担当的学术，反对没有决断力的学术——《以学术为志业》就是这个意思。也正是因此，韦伯在1919年一战之后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以政治为志业》，这篇文章针对的恰恰是当时德国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职业政客和各种各样、趁火打劫的政治野心家，韦伯认为政治同样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政治不是升官发财，政治必须建立在对于严峻形势的理智判断与抉择的基础上，这就是他所谓“决断力”，而这样的决断力，又必须尽可能建立在对于当时德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才可以成为一项事业，一项服务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志业。
也正是由于韦伯这样的思路，随后卡尔·曼海姆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项事业为什么是可能的？它为什么不同于野心家、阴谋家的勾心斗角？为什么不同于职业政客的升官发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路，卡尔·施米特才提出政治为什么不等于议会政治的逢场作戏、表面文章和例行公事？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个内在连续性的。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关心学术，或者从事学术研究。这个问题恰恰是德国思想家提出来的。在我们这里，从事学术就是从事学术，因为它是个职业，这好像叫为学术而学术，只要把你自己这个职业、这个专业做好了就行了。据说这就是韦伯说的，因为他是“价值中立”的祖宗，是社会科学理性化的奠基人。好像德国的学术传统就表现在学术职业化、专业化，这么看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毫无疑问，德国学者开创了许多专业，给我们开创了许多饭碗，他们把许多问题建立在分门别类的专业知识和坚实基础上，甚至是专业教育的基础上，比如韦伯之于社会学、曼海姆之于科学的政治学、施米特之于法理学，他们是这些学科的开路人，在这些学科方面，我们甚至无法超越他们，为什么无法超越他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用功，环境不好，条件不够，屁股坐不下来，这些都根本不是理由，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你把学术当成一个纯粹的职业、一个饭碗，没有当成一项事业，一项“实践理性”，或者韦伯所说的志业，你缺乏一项根本的激情、关怀和动力，因此你就没有决断能力，没有决断能力你就抓不住真正的问题，没有彻底的关怀和担当的勇气你就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能力，所以你还是做不好。
所以把学术当作一项志业、一项伟大斗争和生死决断，还是当作一个职业，职业与志业的区分是德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决断，这一重要决断首先是与韦伯有关，因此我们这些年来对于韦伯、对于德国的思想首先是了解不够，其次是产生了基本的误解。
接下来，志业与职业是不同的，志业是不可动摇的，而职业却是可以改变的，这不是说你要老实听话，一个萝卜一个坑，干一行爱一行，而是说你为什么从事这个职业，那这一选择端赖于我们民族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而定，职业背后必须有志业，这个就是韦伯所说的，他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的。
根据这样的选择，那么韦伯在柏林大学于1889年通过了博士论文《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得了法学博士之后，却放弃了在名校柏林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机会，反而接受了当时地位非常低的地方院校——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国民经济学教授。为什么这么选择？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法学在欧洲学术中传统的崇高地位已经下降，而经济学成为领头羊，这么说有道理也没道理，要了解韦伯当时的选择我们最好去看看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好像也是经济学特别热，经济学家特别吃香，但是，经济学的实际状况怎么样呢？它的研究状况与中国经济的形势相匹配吗？它是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还是仅仅把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皮毛照搬过来，向公众灌输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市侩道德来麻痹人民，甚至误导决策者呢？这个就是德国学术界当时的情况，韦伯认为经济学在德国虽然一朝成为显学，但是德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有的只是照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皮毛，甚至把这些皮毛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韦伯恰恰认为：这种表面的经济学热，显示的是德国学术的根本危机。韦伯斩钉截铁地说，德国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学，德国经济学必须以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基础，而决不是以什么“国际标准”为基础，所以，正是看到了德国学术的危机，韦伯才毅然进入这个危机的核心地带：经济学。
韦伯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因此就是这样表达了他对于德国学术危机的担忧和不满，它不但是一篇科学的文献，而且是一篇战斗的文献，这篇滔滔雄辩又鞭辟入里的文献其实成为后来德国新学术的基础。
这个演讲是从一个比较小，但却是非常具体也特别重要的经济政策问题入手的——这恰恰是非常典型的韦伯风格，韦伯不会从一个普遍的问题去推出个特殊的问题，而总是从一个特殊的、具体的问题的充分的、反复的把握力图说明一个大的、普遍的道理。他不像我们的某些领导讲话，从非常宏阔的主题出发，从来不落在具体问题上，也不像我们的某些学者，洋洋万言就论述了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至于为什么研究他却不知道。所以说什么是理性主义的传统和理性主义的风格？什么是从特殊性努力去追求普遍性，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责任，克服那些来自经验的动因，并逐渐成为这些经验动因的主宰——这个方面韦伯的研究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
这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所谓外来人口问题，好像是我们中国的民工问题吧，但是又很不一样，当时德国要处理的不是国内流动人口，而是国际流动人口，或者说主要是波兰的农民廉价劳动力纷纷涌入德国东部边界，抢了那里德国农业工人的饭碗，造成德国农业工人纷纷下岗失业，背井离乡往德国中部城市流动。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当时德国占主流的观点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就是听之任之。理由就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原则，外来人口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因此，外来人口占领德国东部的劳动力市场是符合自由竞争的原则的。
而韦伯反对的恰恰就是这个，他说这是胡说八道，是典型的皮毛之见，对此他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政策，这个政策听起来很厉害，我们先把它摆在这里：韦伯说，1，立即关闭东部边界，把外来人口挡在那里。2，然后，由国家收买的方式，在东部实现土地改革，消灭那些依靠外来劳工的的容克地主大庄园，把土地分给德国农业工人，进而从政治上消灭容克官僚农业资产阶级。
你乍一听这个韦伯是够狠的，用今天的说法那是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种族隔离主义和排外主义嘛！但是你真了解韦伯的意思就不会这么看。首先韦伯说什么叫自由？德国东部的容克地主企业家统治下有自由吗？一点也没有！因此，外来民工能在德国东部站住了，并非是因为他在劳动力价格上有优势，价格便宜，而是因为他们文化素质低，关键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什么叫人权，正是因为此，容克农业资本家才可以像奴隶一样盘剥压榨他们，无论怎样他们都能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