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
作者：韩毓海
字体： 【大 中 小】
以德为鉴看中国：“我们处在关键时刻”
应该说，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其实最为关心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关心我们当下的处境和思想状态。实际上，当前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乃是我要提出和讨论的问题。
但是，众所周知，直接进入主题的方法并不见得就是学术讨论的唯一方法，甚至也不是最佳方法。正如一个好的作家，从来不是直接去描写一个对象，毋宁说他总是去从某一个侧面去描写它一样。有的时候，他甚至一点也没有说到他要描写的东西，但是，整个描写却处处使人感受到，他要描写的那个东西无处不在。
我们今天讨论的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思想趋势这一个题目正是如此，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知识性和历史性的题目——有心的听众将会感到：这一讨论与中国的当下处境和思想状态息息相关。
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首先是因为德国人民是一个好学善思的民族，有政治理性的传统。好学善思与政治理性还是不同的。如何使思想与行动协调起来，一向是人类活动的基本问题，——诸如“想清楚了再做”，“不能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做某事之前应该先考虑一下，说的其实都是这个好学善思，这个当然也特别鲜明地体现在德意志民族的生活中，但是正是德国人把“考虑”与“行动”的问题上升为政治生活中所谓“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即从而使它成为人类理性活动的核心。当然，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可谓登峰造极，它把理论的问题努力变成实践的问题，这样实践就不是单纯的“行动”，起码是一边思考，一边行动，说得更过一些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的理论”，它不过是一种“运动着的思想”，或者是一种“思想运动”，曼海姆有个观点说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最理性化的学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力图从革命、造反和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这些非常非理性的社会活动中总结出一套铁的规律来。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从英国、法国的现实中产生出来，而且主要以英法当时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为对象，但是它还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德国思想背景。
而且，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更因为，近代德国生活有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而斗争。而恰好，我们时代的主题也正是如此，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斗争，因此德意志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挫折乃至失误与罪恶，都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这个也是需要做一点说明的。因为这绝不是句简单的口号，它强调的是：有一个共同关怀的问题，对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具有这样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有句很绝的话，他说：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而且仅仅有一个。他的著名的女弟子汉娜· 阿伦特对这句话作了经典的补充，她说：当不同的人们从其不同的角度，关怀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理性就出现了，政治就出现了，用韦伯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民族在政治上就是“成熟”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首先说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你可能说有，但仔细一想其实可能就没有。你说有，比如说我们都关心钱啊！都关心自己过好日子，有了钱就能过好日子了对吧？但是阿伦特说钱这个东西不能成为共同关心的主题，因为它太短暂，用老百姓的话讲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而且钱是必须消费的，根本没有恒久性，钱是个流水账，是哗啦啦流的。那你说：法呢？规则呢？各种行业规范、学术规范，这个算不算共同关心的主题？我做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好学者，这个算不算？这个也不算。这个标准太低了，说不好听是个庸众的标准、市侩的标准，因为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混得好一点，升得快一点，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我必须守规矩对吧？这个不能算作关怀，这个跟关怀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主题完全是两回事、两个境界。——所以，你仔细一想，唉？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和主题呢！
那么什么叫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关怀同一个话题呢？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就是你看今天的美国老百姓。美国的老百姓平常也是油盐酱醋的啊，怎么买房子怎么挣钱，教授们在那里搞那些很专业化的学问，好像非常不问政治的，但是一到关键时刻你看怎么样？比如9·11，他一下子就跳起来了，怎么跳起来？跳起来意识到自己是美国公民，意识到所谓自由社会的普遍价值，意识到中东的油价跟自己的小汽车是联系着的，不能说是万众一心也差不多了。现在你看：什么是从不同的角度关怀同一个话题呢？用德国人的说法就是有从一个特殊性向普遍性跳跃的能力。理性是什么？理性不是普遍性，理性就是从特殊性跳向普遍性的“冲动”，就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怀同一个主题的能力。这个就叫政治能力。
这里有两个方面：“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和“共同的主题”是联系的两个方面。单单强调一个方面都不能叫理性的。你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就会高喊同一句口号，那个不叫政治能力，充其量叫政治狂热，那也不叫理性，那叫非理性。反过来，你成天埋头在油盐酱醋里头，学术规范里头，埋头苦干但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连个主题都没有，那你这叫庸众，叫混混，叫一盘散沙，这个不叫理性，充其量叫工具，叫非政治状态，德国人说得狠一点，叫“非道德状态”。所以说理性就是从特殊性跳向普遍性的能力，具有这样能力的民族就是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有伦理自觉的民族，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时代主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具有政治理性的。
但是，这绝非要给人一个错觉，那就是近代以来德意志的情况与我们的情况是相近的。其实并非如此。就拿我们讨论的起点1895年来说，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甲午海战啊戊戌变法等等，而当时的德国虽然刚刚完成了国家统一，但在1873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已经成为欧洲霸主，蒸蒸日上的德国当时只有一个可以竞争的对手，那就是美国，而且德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在尖端产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特别是国民生活水平、基本教育素质方面，还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位。所以，韦伯说，德国处在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刻，同时也处在历史上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
希望与困难交织、发展与危险并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时期德国思想发展的趋势，这个时期就是指从1895年到1923年。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和他们的三篇重要文献来展开，他们分别是：马克斯 ·韦伯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所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卡尔·施米特1923年发表的《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卡尔·曼海姆的《科学政治性的前景——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该文收入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撰写的时间肯定要早得多。
以学术为“志业”
在这三位杰出的德国思想家中，大家最熟悉的也许就是韦伯。在当代中国，韦伯也许是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齐名的德国思想家，但有一点是不同的，人们经常把前三位理解为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只有马克思被理解为政治家，而韦伯则被理解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是纯粹学术，或者说是职业学者的楷模，这都是因为韦伯在德国统一之后有一个著名的文献叫《以学术为志业》。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误会，这个误会特别表现为把“志业”理解为“职业”。
首先，志业(VOCATION)与职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什么是“志业”？志业首先与德性相关，所谓德性就是决断力和担当能力。我志愿从事什么样的事业，这与我挑个工作好好干干一行爱一行是完全不同的。在德语中，“志业”联系着拉丁文的德性(VIRTUS)一词。“VIR”——意为“男子”，引申为“力量”。所以康德才说：“德性就是力量”，而最高的德性就是“坚强”。康德还选用了其他更军事化、更火爆的词来界定德性：它是“搏斗”、伟大的斗争和“光荣战功”。它比较接近于尼采所说的“向强力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