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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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也是这么讲，不过是另外一个角度。她说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上帝不存在了，那么不朽和永恒就不存在了。于是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就很重要，为什么？就因为它在这个世俗化的世界里，为抵制个人生命的“无益性”提供了一个保证，它是使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门为“凡人的相对长存”保留的空间。这个就好像是法国的“先贤祠”那样的东西，进入政治领域，阿伦特说用荷马的话就是“说一番伟辞、干一番伟业”，为子孙后代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韦伯的意思还不是德国必须扩展领土，留一个空间的意思是文化的空间、政治的空间。这个“空间”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伟大的艺术也就是伟大的“空间”。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其实就是顾炎武所谓“天下”，现代世界通过学科划分瓦解了知识的伟大“空间”，通过民族国家瓦解了“天下”。有亡国有亡天下，现代人的视野已经日渐狭小，很难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大家可以对照韦伯这个说法，你看看我们中国今天在世界上，在学术上、文化上、政治上有多少空间？这个还不是你的东西能卖到哪里去，是你的文化、你的学术、你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在世界上还有多少空间？叫我看这个空间不大。——这就是为什么说现代中国丧失了“天下观”。
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那么幸福主义的自欺欺人是不行的，贸然行动的盲动主义也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把这个斗争控制在我们所能掌握的范围内。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韦伯的确是个理性主义者，但是，却是个悲剧性的，或者悲观的理性主义者。他认为斗争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对斗争的前景、规模和方式进行尽可能的理性控制，而至于这种控制是延缓了还是加剧了斗争和冲突的到来，韦伯的看法是：他不得而知。
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韦伯为什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那就是他对于理性的辩证态度，那就是认识到斗争的不可避免和尽可能的去把握斗争的方向，在韦伯是尽可能把它引导到符合民族长远利益的方向上，而对马克思就是尽可能将其引导到符合无产阶级和人类历史的正确方向上。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剑桥大学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DIVIDRUNCIMAN对于BOBBIT的非常有力的批评，我们知道BOBBIE书的标题叫《战争或者和平》，RUNCIMAN说：当今世界的主题并非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抉择，而是在一种我们能够把握的战争，还是完全不能把握的战争之间抉择。他的这个观点显然是来自韦伯的。那就是自由是责任而不是不负责任，怎么都行。
这里我们插上一点现实问题。霍布斯鲍姆，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这个老人家九十多岁了，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采访录出版了叫《新千年访谈录》。这个老人家就说苏联的解体从某种意义上是天大的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双方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对立，他怎么行动你还是可以预计的。当你把这个理性化的对手打掉了之后，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你遇到的可能是完全无法预计的对手，它不会按照你的理性规则出招的。用卢卡契一本书的名字就是苏联倒台之后，理性就真的“毁灭”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9·11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位老人家说他是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预言家，今天我们看看，他倒真是预言家。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危机，恰恰就是自由放任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直接结果：怎么都行则是什么都可能发生。
既然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对于政治进行尽可能理性化的控制和掌握，那就必须对人民进行政治理性的教育，而为了这种教育我们必须有一种真正的政治学。
其二，我们为什么说韦伯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却是个悲观的理性主义者呢？因为韦伯看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韦伯认为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家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是讲道理的嘛，再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根本就不行，在韦伯看来难成气候。严峻的挑战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称为大众社会或者大众交流这个东西。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的挑战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左派，韦伯说完全错误，大众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这个才是自由主义政治理性的最大敌人。过去如此，今天现在还是如此。
这个也与他对德国的观察有关系。德国看起来是个非常规矩的社会，老百姓都很规矩，这个“规矩”跟理性化有关系，但是这是非常片面的理性。非常片面的理解理性就是规矩。规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行会里产生的。行规和技术标准，就是这个。我们知道韦伯曾经从德国行会制度的兴起来解释分工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且从中国家族制度是一种“纵向”的制度而不是一个横向的行业联合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德国的制度建立在行规的基础上，这个造成了两个坏处，一个就是太规矩，养成一种“顺从主义”的道德，顺从的、平庸的群众，尼采所说的庸众。第二是不关心政治，认为只要按照规矩好好干活就行了，政治那是当官的事情，国家的事情，不是市民社会的事情，我就管好好干活，我不问政治。这个是霍亨索伦王朝给他们养成的，已经成习惯，根深蒂固了。其实韦伯说的这种顺从主义的性格，这种规矩，我们许多“杰出”华人身上也有，就是李文和那种的。这种人可以是非常杰出的工程师，可以说是理性化的，但是，他对理性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
因此政治教育可不是技术培训，行会只能产生工团主义，你们知道那个法西斯主义就是从工团主义里出来的。政治理性也不是这样教人守规矩的片面理性。什么是政治理性呢？阿伦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激烈的竞技精神中表现出来的“卓异”品格。指荷马所谓“干了一番伟业，说了一些伟辞的人”。“马基雅维里给政治定的标准是荣耀”。“卓异”和“荣耀”这个可与顺从主义守规矩恰恰相反。投身政治领域可不得了，阿伦特说“任何人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首先都必须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过分留恋生命会妨碍自由，这是受奴役的明确标志。因此，勇气便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美德”。政治领域还是非常艰巨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高的领域，她以希腊城邦为例说“公共领域本身，即城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竞技精神，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地把自己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来，必须通过独一无二的业绩或成就证明自己是最出类拔萃的。换句话说，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真实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按照这么个要求，哎呀！德国人还真没这么个勇气，也没这个能力，干脆——还真没这么个政治领域！
所以你说以前德国人他不关心政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政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插一嘴的，那是俾斯麦这样的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帮人的事，那个卢卡契人家是大银行家的儿子，红军政委，这些人才关心的，你没有毛泽东、俾斯麦那种雄才大略，那种实力，你一个教授、一个职业者，老老实实干活就行了，那不是你的事。
但是，在韦伯那个时代情况不一样了，出现了不一样的苗头。什么苗头？正像一个商业化的、大众社会把理性庸俗化为规矩一样，技术的片面发展也把政治的公共领域庸俗化了。怎么庸俗化了呢？把强烈的竞技精神变成了“大众交流”——MASS MEDIA——我们翻译成大众传媒，就是无线电、电视机、广告宣传、包装，他能把个混混、戏子包装成杰出领袖，希特勒就是靠无线电上台的啊！
所以你说自由主义政治理性遇到了什么问题？遇到资本主义走向晚期的时期的问题。市民社会变了，克伦威尔时代、罗伯斯庇尔时代的市民社会变成了一个大众社会，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大众传媒统治的社会了，赶上这个时代，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林肯这些人统统完蛋，韦伯也得完蛋。这个时代有的是混混、市侩头儿，希特勒这种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