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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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举例说，在自由竞争造成了急剧分化的社会的时候，为了保证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那么以法律强制的方式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可行的。例如：美国大学强制在同等分数情况下，优先招收黑人学生，在工作录用时，同等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黑人雇员，为此白人学生和家长当然非常不满，认为这种强制完全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强制却有助于建立机会的公平和平等，换句话说这种强制有助于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合作社会。
再比如，今日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报道，就是某些私人企业主因为财物或者产品失窃，而对女工进行搜身检查，而对于这样的企业主进行法律的惩处和追究，就是强制性地维护女性的人身和名誉不得侵犯的权利，在这个强制面前，所谓企业主的财产权在女性的人身和名誉权问题上就是次要的，这里“劳动法”中的强制，也同样是“不强制不足以平民愤”之举，其原则是宁肯强制强者也不冤枉弱者，基础还是维护社会合作。
为什么说施米特对于当代中国具有启发意义呢？因为在当代中国，对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所谓偏颇就是说：好像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自由放任和自愿，与正义和公正无关，与政治和强制更加无关。根据这样的说法，于是就有了“效率优先”、“公正次之”，乃至“公正妨碍自由”的论断，好像“公民社会”就简单等于“市场社会”，于是在这里强制越少越好，国家越不管越好，国家越不管意味着强制越少自由越多，即使没有正义、公正也没关系，好像“社会”本身会“自动”达到最和谐状态——我知道这些论断经常是由我的经济学方面的朋友们发明。但是，这其实是对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十足误解，据我的了解，当今欧美社会也不存在这样的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理论。
因为，公民就是指那些从事合作的人们，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公民社会就是那些从事合作的人们要力图建立的秩序良好的社会。因此，正是由于这样的“约定”和为了这样的目标，“保护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正义”其实就同样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最高原则和基本组成部分。自由首先意味着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不但与自由和自愿相关，而且它同时也与施米特、罗尔斯这些人说的“强制”和政治性参与、政治性干预有关——举个尽人皆知的例子：实行“实名存款制度”就是一种针对个人的强制性的举措，其中当然包括了反对腐败的旨趣，严格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是一种强制，但它同时必然也是公民义务。
那么好，我们看历史上最好的“强制”的例子：魏玛民国主权在民，总统代表人民代表宪法，那么谁代表自由呢？议会。如今议会把希特勒选成总理了，你怎么办吧。施米特的结论是保卫民国、保卫宪法就必须否定议会。说得符合法条一点就是：1，议会多数不可更改自由民主宪法的基本成分；2，不能给予违背宪法民主自由原则的政党以议会平等，必须对其实行党禁。
施米特说总统可以放手去干，这个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在历史上是站得住的。——这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了。所以你必须注意到，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可不是无产阶级的发明，这个是资产阶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真正的传统。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失败不在它有这个专政的传统，有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自由主义的最大败笔在于，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里，那个市民完全退化，既讲不明白道理也没有什么力量，它没力量用这个专政的传统去对付法西斯主义，阻止市民社会的退化——在最坏的情况下，阻止它向法西斯主义转化。
或者说可惜的是当时的魏玛德国就根本没能力、没远见这么干，其结果就是希特勒上台，反倒通过议会纵火事件把事搞在了共产党头上，共产党首先被党禁了。施米特倒没什么事，大概纳粹看他还有点用，控制使用了一阵之后，1935年终于开始调查他了，吓得他赶紧退出政界，十年后，1945年盟军把他当纳粹嫌疑人抓起来关了一年半，这没什么稀奇，海德格尔也被关了，逮捕他的盟军还纷纷要他的签名呢，查清楚之后就放了，六十多岁教职也没了，就回他的家乡小镇布雷藤堡著述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施米特当年主张修改的宪法内容，最终在二战之后被写入了德国新宪法。还有，今天任何关心自由主义的人们，都不能不面对施米特提出的那个强有力的自由民主命题。历史也许会表明，他是黑格尔之后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是奄奄一息的自由主义最后的力量。他从右的方面为自由主义的命运提供了一个见证，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撕下假面说：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从来就是不讲理的！你看！
好，今儿咱们三个思想家就讲到这里，作一点简单的不是结语的结语。那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在从一个经济大国迈向一个政治大国过程中所付出的悲壮的代价。德意志，她的人民好学善思，勤劳勇敢，历经挫折，依然充满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是这个在经济上无所不能，在哲学上深邃无边的民族，不幸由于它的特殊历史境遇，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康德到韦伯反复所说的“政治美德”：坚强、勇气、力量和对自己的信心。韦伯深情地把理性理解为德意志民族的“坚韧而又清醒”的品格，继承这个伟大的本能和发展这个本能是民族复兴的责任，而忘记了这个，堕入经验主义、利己主义、幸福主义和市侩自由主义哲学——即尼采毕生批判的“虚无主义”，就是所谓“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么一个伟大民族政治上不成熟使他自身乃至世界付出的代价，已经有目共睹。无需多言。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上个世纪初，德国的命运并不比我们好多少，凡尔赛和约中，中国同样是牺牲品，但是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无论我们在经济上，在学术上，在技术上比德国人民差距多大，还多么不成熟，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屹立于世界之林而毫无愧色，那就是中国人民的政治传统，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把平等、民主、爱国这些现代信念牢固地树立在中国人民心中，无论是谁要把这个从中国人民心目中抹去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它已经日渐成为中国的传统，成为韦伯所说的“与生俱来的伟大本能”。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云密布的世界上，而在一片喊打的声浪里我们听到了德国民众不同的声音。把这个声音仅仅理解为德国人怕打仗那就错了，德国人没有一天怕打仗。这个声音不过表现了德国的传统，启蒙的精神：走我自己的路。表明虽然历经挫折，德国人民依然葆有自信心和文化的自豪感。如果是这样，那么德国的罪就没有白受。
因此我最后希望借韦伯的话结束我的演讲：今天，国民大众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良心，但我们必须恳切表明：我们感到更加沉重的是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已注定看不见我们所从事的战斗是否会取得胜利，我们也无从知道后人是否会承认我们是先驱者。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化解历史对我们的诅咒，即我们来生太晚已经赶不上一个消逝的伟大政治时代。我们唯一还能做的或许只能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之来临驱马前行！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们这一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我能说的只是：催人苍老的并不是岁月，一个人只要时时具有天赋我辈的伟大激情他就能永葆青春。因此，在结束我的演讲时请允许我这么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勇气有能力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青；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其目标，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而庄重。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摩登者说》、《知识的战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