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
作者：钱理群 朱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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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反战就是为了捍卫民主与法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个人也是同意的。但据我所知，许多人是因为反对萨达姆的独裁政权而支持这场战争的——尽管不一定公开宣称这一点。你是怎样看待这种意见的呢？
钱理群：我的态度有三：一理解，二不同意，三认为其中包含有重要的提醒，不可忽视。持这样的观点的有不少人都是我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许多人都是坚定地反对极权专制的，这种反对，不仅是理念上的，更是与他们的人生经历、现实境遇直接相连，其中渗透了自身痛苦的生命体验与记忆，因此，他们是把萨达姆政权看作是极权专制的一个代表、象征，他们怀着对在极权统治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包括伊拉克人民）的深切同情，去看待这场战争的，因而也就在一定上认可了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行为——当然，这种认可，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有的人真的把美国视为“无私的解放者”，更多的人则认为，即使美国另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但客观上却是有利于伊拉克人民的。坦白地说，我对这样的观点与立场是怀有理解的同情的；反对极权专制，这也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与“例外”，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也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反对萨达姆的极权专制，也是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反对美国政府派兵入侵伊拉克，绝不意味着支持萨达姆的独裁政权。但我却不能同意这些朋友因为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而认可（甚至支持）布什政府进攻伊拉克的立场，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分辨清楚。其一，有的朋友也承认，战争将伤害无辜平民，但他们却把这看作是为推翻萨达姆的独裁政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即所谓“长痛不如短痛”，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说实在话，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时，心灵是为之一颤的；我真的想对这些朋友说：你想过即使是你说的“短痛”，是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成千上万的美好的生命的丧失，是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是幸存者永远不能平息的痛苦的记忆，是铭刻在整个民族心灵上的精神创伤啊。怎么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冷静，如此轻松地谈论这样的所谓“短痛”呢？在我看来，必须把人的个体生命置于一个绝对的位置——所谓绝对，即是说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里包含了两个绝对权利，即绝对的生存权，与绝对的发展权，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侵害的。——当然，人可以为了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完善的需要；这与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的。因此，我们必须将伤害人（特别是无辜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战争，对人实行肉体摧残与精神压迫的独裁专制，同时置于审判台上，这也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底线。这里，还要指出一点，所谓“两害相权”，计算整体性的得失利弊，这都是政治家的思维；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是必须坚守自己的思想理念，不能因讲得失而轻易妥协，越过底线。而普通民众的个体生命，任何伤害对于他都是具体的，是更不能讲得失的：试想，如果命都丧“失”了，还谈什么“得”呢？这实在令人感慨：二十世纪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已经把我们都潜移默化为“政治家”，习惯于用政治家的整体性思维与利弊观来看待战争这类关涉人的生命的问题，而失去了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对被称为“蚁民”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的最基本的关爱，而对此又缺乏起码的反省，这是十分可悲的。
其次，当人们断定这场战争将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他们所渴望的民主，都有一个自命的“伊拉克人民代言人”的潜在身份，而这恰恰是应该置疑的。事实却是，在人们讨论伊拉克问题时，最有发言权，最应该听取其意见的伊拉克普通民众却是缺席的。这构成了我们的讨论的一个根本性的缺憾，对此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战争进行了半个月，还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也是这些朋友的逻辑所应该出现的伊拉克人民“欢呼解放”的“动人场面”，恐怕至少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据报道，有些当年因反对萨达姆政权而流亡的“不同政见者”，现在又回到伊拉克，他们表示，自己仍然坚持反萨达姆的立场，但却要反抗美国对自己祖国的侵略。尽管这只是一部分人，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与双重反对立场却是应该予以重视的。——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刚刚读到的《沈从文全集》里的一段话，那是他写于1947年的一篇未完稿，文章谈到了当时的政治家都在高谈战争的“无可避免”，“以及自己一方面如何‘不得已’”，但沈从文却断言，“稍有爱和不忍之心”，是绝不会“赞成这种大规模集团残杀是国家人民之福”。他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欢喜说人民人民，我敢说，如果让人民能表示意见，没有人民会说战争是必须的！但是战争还是来了。这是我们的痛苦，凡有做人良心的总会感到痛苦，是国家民族的耻辱，因为直到如今，我们还缺少一种稍进步的观念，能由战争以外找寻调整这个国家的矛盾方式”（参看《政治与文学》，收《沈从文全集》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我们当然不能将1947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伊拉克作简单类比，但却也能给我们的思考与讨论以某种启示吧。
其三，这些朋友支持这场战争，还有一个前提，即战争的结果，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必然能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富裕与幸福。而这恰恰也是应该置疑的。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无情的事实吧：战争还在进行中，美、英和德、法、俄诸大国，就在为由谁来主宰伊拉克重建而争论不休了；这就足以证明，这些大国的政治家们所关心的是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他们所要扶植的是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一个先天地缺乏独立性的政权，能够真正代表伊拉克人民的意志吗？这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可以预见的，倒是战后的伊拉克将是一个诸大国利益争夺与勾结的屠宰场，被屠宰的正是真正饱受战争创伤的伊拉克人民。——这也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利坚帝国”的“世界新秩序”“题中应有之义”；二十世纪曾经是一个小国、穷国附属大国、富国的殖民主义的时代，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表面的长期占领可能难以维持，但支配关系仍要持续下去，这大概也是历史的重演？
当然，萨达姆的极权统治的结束，有可能给伊拉克带来新的不无积极意义的变化。但布什政府却直言不讳，它所要建立的是一种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而且要以此为“样板”，推行到阿拉伯世界。这就实际上包含了要用美国文明来改造阿拉伯文明的意图。这样的用战争方式来输出自身的文明的做法，是危险的。而我们这一代在这个问题上，正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我们曾经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理想的制度——而且，我们这样的想法也并非绝无根据，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确实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将这样的新制度绝对化、理想化，缺乏批判的自觉，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失去了自我否定、调整、更新的机制，就必然走向僵化，其内在的弊端只能愈演愈烈，终于造成了自身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试图通过世界革命的方式将这样的制度强行输出，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其最后的徒劳与失败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也是必然的。这里，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将任何一种制度（不管它本身包含了多大的合理性）绝对化、理想化，都会最终损害到其自身；任何一种制度（也同样不管它自身具有多大的优越性），都是不能输出的，尤其不能用战争的方式强行输出。在我看来，如果美国的当权者对自己的制度与文明，缺乏足够的自我反省、批判意识，并试图将其输出到全世界，以此来建立它所谓的“全球新秩序”，那二十世纪曾经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悲剧完全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在美国重演，说不定这次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就会成为其自身危机的开始，即使从表面看，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