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
作者：钱理群 朱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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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当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强烈不满时，是很容易将在我们看来比较先进的国家与制度理想化，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把苏联视为“人间天堂”的，当时有句话在我们这一代中是很有吸引力的，即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无条件地认同苏联的态度，使我们长时间地失去了自我独立判断的能力，今天回想起来也仍是羞愧不已。人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任何国家、民族的问题最终只能靠自己的人民来解决，把自我或民族的解放的希望交给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是危险的。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对任何试图“解放”别人的个人、国家，都要保持警惕。
最后要说的是，尽管我不同意因为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进而认同美国布什政府派兵入侵（或曰“解放”）伊拉克，但这样一种反独裁政权的立场，却自有其意义。它提醒人们，绝对不能因为反对美国布什政府派兵入侵伊拉克而反过来美化极权专制。这也是一条不能越过的底线。——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收《且界亭杂文末编》）。鲁迅是在1930年代发出这样的警告的；而在我的感觉中，二十一世纪一开局，就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样的“故鬼重来”的背景下，重温当年的历史，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朱竞：您的这一番分析，很有启发性。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或许可以把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美国布什政权攻打伊拉克是打着“反恐怖主义”的旗号的，你是如何看待反恐怖主义的问题的？
钱理群：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布什政府以反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伊拉克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它至今也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伊拉克政权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联系。但这却提醒我们注意：美国的统治者正在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完全正当的反感，将恐怖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无限制的扩大，其结果就是一切反抗（甚至是一切“不顺服”）都被视为恐怖主义而加以无情的镇压。也正因为如此，它得到了一切统治者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反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很有可能变成维护国际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强权统治，国内富人对穷人的强权统治的联盟。大国、强国之间当然会有各种矛盾与争夺，这样的矛盾和争夺，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会有积极的意义；但正如他们自己所一再强调的：在一些更根本的问题上，例如维护所谓“大国利益”，加强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控制，他们又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他们所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一切善良的人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警惕。在我看来，只有滥杀无辜平民，才可以视为“恐怖主义”；从另一面说，只要滥杀无辜平民，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视为“恐怖主义”。因此，美国布什政府这回在并没有受到伊拉克武装威胁与侵犯的情况下，违反联合国宪章，打到伊拉克本土，杀害那里的无辜平民，其本身就构成了恐怖主义行为。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在于，一些受压迫、被侵害的弱者，在奋起反抗时，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者或侵犯者直接对抗，就只有伤及无辜，以示“报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爆炸”。人们还预计，美国侵犯伊拉克所播下的仇恨的种子，可能会引发出持续的报复性的恐怖主义。坦白地说，面对这类报复行为，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了深刻的困惑之中：我是赞同鲁迅的说法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文艺与革命》，收《三闲集》）因此，在我看来，被压迫被侵害者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我对之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但如果因此而采取极端的手段，又是我不能赞同的，特别是伤及无辜平民，就更是越过了我的底线，是我绝对不能接受，而且要予以谴责的。面对残酷的暴政与侵略，又如何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是二十世纪（很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难题”，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大的代价，看来这仍然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困扰人类，正是在这些地方显出了我们这些空有理念，而无任何实际力量和能力的书生的软弱与无用。沈从文当年说他感到痛苦与耻辱，现在我也终于感受到了。
我把美国布什政府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绝非调侃，而是严肃认真的。我甚至感到了布什与萨达姆的一致。——萨达姆在国内滥杀无辜，特别是使用生化武器屠杀库尔德人，正是典型的恐怖主义（顺便说一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材料，说当时联合国曾提出过谴责萨达姆的提案，却被正在支持萨达姆的美国政府否决了；可见美国政府反不反恐怖主义，完全是从其利益出发的，高谈“公理”、“正义”，实是欺人欺世）。从表面看，布什政府与恐怖主义、萨达姆，是绝对对立的；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其内在思想逻辑的相通。甚至在用语上也是惊人的一致，比如他们都宣布对方是“邪恶”力量（“9·11”恐怖主义分子与萨达姆都指美国为“魔鬼”，美国则直称伊拉克等国为“邪恶轴心国”），这样就把自己置于“正义”、“真理”的化身，“替天行道”的地位，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政治策略，而且也包含了一种思维与理念，即将自己所信奉的文明原则，自己所属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并将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妖魔化，为了追求文明与文化的“纯洁化”，而不惜动用武力歼灭一切“异端”。这其实正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战争”的逻辑，现在在二十一世纪又以一种新的现代形式复活了。这是触目惊心的。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布什，还是萨达姆，本·拉登，他们在发动战争，滥杀无辜时，无不怀着一种神圣感，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相信他们主观上的“真诚性”：布什是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布要去“解放”伊拉克和他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俨然人类“救世主”（也真有天真的人们满怀激情地赞扬布什再一次“拯救”了人类）；而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气概”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双方的牺牲者都被宣布为“烈士”，而成为自己的“民族英雄”。这样一种现象也同样触目惊心。在我看来，在英雄主义、信仰主义、道德主义的神圣光圈笼罩下的对生命的残杀，是真正令人恐怖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要联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二十世纪我们吃够了这类“浪漫主义的专制与屠戮”的苦，莫非真的要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并且还要扩展到全世界？
这背后，还有一个理念，即所谓“只要目的是崇高的，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这本是一切极权政治的逻辑，今天的恐怖主义分子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9·11”事件，支持他们的也依然是这样的逻辑。而现在，当布什政府在“解放伊拉克人民”的“崇高”旗帜下，用伊拉克人民与军队的生命，做具有空前杀伤力的最新式武器的“试验”，也就事实上接受、奉行了这样的逻辑。看似对立的双方就是这样走到一起了：这大概也是一种铁的逻辑吧。他们是必然要走到一起的：因为布什、萨达姆与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的根基——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的巨大威胁，对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人道、人权、民主、自由、法制与和平的根本性挑战。在我看来，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一开始，世界所面临的危机。
朱竞：那么，你认为有没有对抗这样的危险的力量，希望何在呢？
钱理群：这正是我的困惑之处。尽管我还心存一点希望。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存在着某种纠正、调节的机制的，因此，当布什政府的入侵遭到了强烈的反抗，预期的结果打了很大的折扣，并产生了新的危机，那就会危及其自身，他所奉行的“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的战略就会受到一定的扼制；但布什及其奉行的战略在美国国内自有其基础（包括民众基础），与美国体制本身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因此，即使变更了执政者，但是否会根本改变美国主宰全球“新秩序”的“帝国梦”，也是大可怀疑的。另一方面，这次全球性的反战运动及其已经产生的扼制作用，是出乎我的意外的，我因此而看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利用网络这类新的信息系统联合起来，开展国际性的和平、民主与环保运动的某种可能性，从这里是可以看到某些希望的。但民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各国政府的行为，今天还是看不清楚的。让我更感到困惑的是，面对我所说的三大势力的威胁与挑战（三者之间又因相互纠缠而形成某种恶性循环）——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的挑战，更是思想、文化的挑战，我们不仅看不到足以与之抗衡的现实力量，同时感到的是建立与之抗衡的新的思想、文化力量的迫切性，这本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而我们恰恰是准备不足，就不能不产生应对无力之感，也就看不到新的出路。结果依然如鲁迅当年所说，只是反抗就是了，“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