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
作者：钱理群 朱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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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听了你的这一番介绍，我觉得很兴奋。但也感到了其中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容我冒昧地说一句：你是否过分地理想化了？
钱理群：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我想说两点：首先，这确实是理想主义，或者说，是当下中国历史条件下，对理想主义的一种坚守，我不讳言这一点；但这是经过质疑以后的坚守，因此，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主义又有所不同。更确切地说，我的立场是坚持理想主义，又质疑理想主义。
先说第一点。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实利主义的时代。即使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曾经被我们视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已经为实利主义所笼罩。我这里所说，是一个事实陈述，因为要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必然是十分复杂的。但同样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对此我有清醒的认识与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我的退休，正是“此其时也”，如一位学生在网上所说，“该说的已经说了，愿意接受的已经接受了，不愿意接受的大家也不在乎了，也该退休了”。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像我这样的人要跟上这个实利主义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更无必要，唯一的选择，就是“守住”，守住历经坎坷仍改变不了，证明已经渗入血液中的理想主义。守住，就是无可选择的坚挺，如一些朋友所常引的里尔克的诗中所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但又不能完全地回到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那里去，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对盛行于二十世纪的理想主义的质疑，这样的反思也同样是刻骨铭心的。其实我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谈到了“浪漫主义的专制与屠戮”的可怕；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出发，最后走向了专制主义，这是二十 世纪曾经发生过的大悲剧。这样的惨痛教训不能忘记，必须警惕历史的重演。
因此，今天我们要坚守理想主义，就必须在质疑的基础上，有所警戒。比如说，要坚持理想而又不要陈义太高，不能期待凭着对理想的坚守（例如编、写一本书，开展某一教育活动），就能“根本解决问题”，而要正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充分估计理想实现的局限。我常说，自己每做一件事，所期待的效果，仅是零点零零零几，但只要是正数，就很满足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坚守理想主义，其实就是“反抗绝望”。其次，要切忌把理想主义的选择绝对化与道德化。因此，我公开承认，自己所坚持的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伦理（当然，如果有人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并且给予尊敬），而是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人应作，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的普通人的伦理（参看鲁迅：《坟·我之节烈观》）。我坚持理想主义，当然有时要付出代价，甚至作出某种牺牲，但首先是出于自我精神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或者说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选择，并不具有所谓普遍真理性与神圣性；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动辄对他人（特别是作出不同于自己的选择的所谓“异己者”）进行道德审判，那是道学家（而且通常是假道学），而绝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因此，我又把自己坚守的理想主义，称为“个人的，低调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是有可能通向专制主义的。
我强调理想主义选择的个人性，并不意味着作出这样的选择就必然是孤立无缘的。前面已经说到，选择理想主义是出于自我精神发展的内在需要，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特别是在物质欲望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以后，人的精神需要就会凸现出来，而且在任何社会都会有人作出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逆向选择；因此，即使在这个实利主义的时代，也依然会有理想主义者存在，甚至可以说，凡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理想主义者。我曾经和很多朋友作过一个数学计算：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理想主义者在当今社会的人口总数中的比例诚然很小，具体到某一个单位更会显得孤立，但其绝对数却是不小的。因此，理想主义者必须，也有可能去寻找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以各种方式聚集起来，相互支持，形成某种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社会行动，从而发挥出合力的作用。——这作用仍然“小”，却是“有”的，这正是我于绝望中看到的希望。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讨论：那是2002年11月最后一天，我参加了北师大的学生组织的“农民之子”协会的活动。当我得知学生们自动地组织起来，为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作义务支教，并向民工讲授法律知识，他们还到贵州去作农村调查，计划在河北农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实验，我感到非常兴奋，即兴作了一次谈话，谈到自己虽然与同学们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正是这一点把我们联结起来了。而现在，中国的，以至世界的理想主义者都在思考着：在当今的中国与世界，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以为，同学们的实践，至少指出了一条路：“到民间去，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这其实也是我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一个部分，当年，晏阳初、陶行知等先驱已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当然，有许多历史的经验是应该总结的。重要的是如何摆正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我想，既不能当“救世主”，也不要将农民理想化，神圣化，各自都是独立的，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给农民兄弟以真诚的帮助，使他们获得现代科学文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农民的自我解放，实现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子弟应该起到主导的作用。“农民之子”中许多人进入城市，是必然与必要的，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但也应该有许多人从农村来又回到农村，这样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乡村精英”（即所谓“新能人”），就能够更自觉地代表和维护父老乡亲的利益，成为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中国基础社会的新的核心。——我这次在编《贵州读本》，研究“贵州文化”时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贵州就不断选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五四以后更有大批贵州青年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求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贵州之外的广阔天地里得到了发展，更有不少人又回到了贵州本土，怀着“服务乡梓，为后人留下一点文化种子”的拳拳之心，作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比如贵州的第一所私立学堂，第一所民营书局……都是他们兴办的，从而奠定了贵州现代经济、文化、教育……的基础。在我看来，这样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我的一些贵州朋友正在我当年工作过的安顺作“屯堡文化”的调查，在寄给我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到了他们在那里的农村发现了社会空间的雏形，“它是由民间组织、乡村精英和社会舆论三部分组成，在那里真正体现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的村民自治实质”；这就不仅打破了“传统农村不可能发育出社会公共空间”的通常观念，而且为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和生长点”。——当然，这都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但它所展示的前景却颇值得注意。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自愿到农村去，到边远地区去，进行农村调查，与当地的农民一切探讨对农村社会、文化、历史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改造，进行乡村建设的实践，这不仅会给中国农民的自我解放以切实的帮助，更为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寻找新的可能性，这都是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所追求的。我始终觉得，中国的真正变革必须从社会底层开始，否则将是沙上建塔；在那里的变化，才是决定中国的未来的。对这一同样关系全局的问题，我现在只是有了一点感觉，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探讨与思索。
我特别感到自豪的是，我和我的贵州“精神兄弟姐妹”这一回又走到了一起。“我们”这一批人是永远忠实于这块土地的，无论是在文革的后期的绝境中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还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危机下探讨农村的变革之路，我们始终痴心不变，热情不减，并且依然心心相印。我从北大退休以后，又回到了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仍完整保留的这一群体中间，实在是命运给我的恩赐。
引起我的注意与思考的，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们所发生的变化。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北大的“乡土中国研究会”这类学生社团的纷纷成立，标明新的一代理想主义者正在中国的校园里悄悄出现，他们目光向下，关心社会底层，力图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他们中有的人本身就来自社会底层，更是不忘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产生为他们谋利益的自觉意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觉悟。“风起于青苹之末”，尽管目前这一切还处在萌芽状态，就具体某一社团而言，其以后的发展是难以预计的。但有一点是可以预计的，即随着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中国的大学生也会发生分化，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之子走向这样的通往民间之路。我至今还不能忘怀，2002年11月30 日那个夜晚，我坐在北师大那间小小的教室里，倾听青年学生谈他们去到民工及其子弟中间的感受，说得是那样的投入，目光炯炯，激动地挥动着双手……，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贵州安顺的那间小屋，炉火映照下，年轻的“我们”也是那样满脸通红……。尽管我一再地提醒自己：不要夸大其意义，但我仍然无法掩盖我内心的激动。这本身大概也说明了我的理想主义是不可救药的了，面对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就显示处来的种种危机，尽管时时感到忧虑与困惑，一面却总在苦苦挣扎中寻找微茫的希望。
（2003年4月13日整理完毕）
钱理群，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等。
朱竞，编辑，现居长春，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