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
作者：钱理群 朱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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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许多朋友都很关心，先生退休以后在想什么，做什么？
钱理群：谢谢朋友们的关心。退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精神的解脱，从此可以不再扮演“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教授”这一角色，因此也就摆脱了这一角色所必有的、必要与不必要的清规戒律，以及自己套上的种种重负；也可以不再受专业限制，处于谁也管不着的境地。跳出学校与专业的藩篱，就可以关注与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更自由地驰骋于更广阔的领域，作更无忌的想象与言说，公开发表与否，已经无所谓了。简单一句话，就是可以“胡思乱想”与“胡说八道”了。当然，事还是要做的，无非是做一些自己愿意做，而又能够做的事情。因此，我把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概括为八个字，即“想大题，做小事情”。
朱竞：这很有意思。那么，你在想什么“大问题”呢？
钱理群：就从二十世纪末我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说起吧，题目是《世纪总结与期待》。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中国的历史本是‘一乱一治’的循环，本世纪依然如此：‘治’则做梦，‘乱’则杀人。——但愿从此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要人死；但愿从此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改革与建设，‘早些开始，步子慢一点’，千万不要头脑发热而好大喜功”。我还说：“以上所愿，其实都是人类文明的常识。我所期待的正是回到常识中来，不要老想着‘创造奇迹’”。我自认为自己唱的是低调，提的也是最低要求，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正常发展的一个底线。但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底线在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就被突破了：“9·11”一声巨响，炸得我目瞪口呆；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以、巴冲突的不断升级；现在又是美国侵犯伊拉克的战争，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一时刻，正有多少伊拉克的无辜平民倒在血泊之中！一想到这些，我真是毛骨悚然，坐卧不宁，巨大的愤怒、忧虑、羞愧、不安……交织于心！
朱竞：这样的不安感恐怕是许多人所共有的。先生的反应似乎要格外强烈些，这又是为什么呢？
钱理群：这可能与我个人的精神气质，以及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对人的生命的残害特别敏感这些因素有关。更根本的是，我由此看到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一些可怕的趋势。对此，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9·11”事件发生以后，我的第一反应，即是对恐怖主义的谴责——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不仅因为它首先越过了我所说的底线，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我接着又在网上，看见有人公开鼓吹所谓“美利坚时代的到来”。接着，就出现了新帝国论、新殖民主义论。接着“先发制人”、“打击邪恶轴心国”被布什政府宣布为美国国策，并且在完全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情况下，美英联军不顾国际舆论，绕开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从而越过了两个底线：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的底线，在遵循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秩序的底线。这就真的出现了一个在美国的意志下建立所谓“国际新秩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危险。——在我看来，布什政府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当然不是布什所宣称的“解放伊拉克人民”，也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这实际上是他要建立这样一个一切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利坚世界帝国”的一个关键性步骤。这无疑为二十一世纪未来发展，蒙上了一个阴影，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种危机感。
朱竞：这或许正是世界上许多人持反战立场的一个原因吧。但我想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为什么仍然有许多人（包括相当部分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呢？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钱理群：就像反战者的出发点并不一定相同一样，支持战争的原因与情况也很复杂，要做具体的分析。我关注的是背后的一些理念。而这正是我真正的忧虑所在。
前面已经说到了我对遭受到“9·11”的袭击的美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他们第一次在自己本土上感受到战争的恐怖，因而产生强烈的保护自我生命安全的意识与欲求，这是完全正当的，残害无辜平民的证据确凿的恐怖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必须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提出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并且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直接参与组织、支持恐怖活动的伊拉克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并且不惜牺牲同样是无辜的伊拉克平民的生命，同时，欺骗美国人民，说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而可悲的是，有不少美国老百姓真的相信了美国政府与媒体合谋制造的这样的“逻辑”，这就跨出了危险的一步：因为这就意味着，承认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民族的生命（例如，阿富汗、伊拉克人民的生命）更为重要：这里所潜在的正是种族主义的观念。虽然美国不是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但美国政府以及传媒联手打造的“人类救星”的美国形象，和美国优越（优先）的单边主义策略，却极有可能把美国带入狭隘的“种族主义”的陷阱。“种族主义”并未随着纳粹的倒台而绝迹，而且尤其可悲的是，当年备受纳粹德国种族主义迫害的以色列人民，当他们容忍沙龙政府对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报复”时，事实上也就接受了“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的种族主义逻辑。这是一个真正危险的信号。坦白地说，当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民众与士兵向布什狂热欢呼的那一瞬间，是立刻联想起当年狂热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的；我当然知道，不能将今日之美国与当年的德国简单类比：具有民主传统的美国真的要走向新法西斯主义，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即使仅仅是显示了一种法西斯化的迹象或可能性，也是令一切真正珍惜美国民主传统的人们极为不安的。如果联系到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奉行种族主义的右翼势力的兴起，并且拥有一定的民众支持率，就不能不使人们这样提出问题：曾经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会不会在二十一世纪重新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历史会不会、将在多大程度上、将以什么方式重演？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对抗、制约的力量。因此，我对美国一些“9·11”事件受害者的家属毅然加入反战的队伍，怀有最大的敬意，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一切人（不分种族，宗教，国家，地区，发展程度，性别，年龄……）的生命都是神圣的，都应该受到保护与尊重；一切残害无辜生命的行为（不管以什么名义与“理由”）都应该受到谴责。这背后还有一个理念也是特别重要的，即人类的生命是息息相通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生命受到不公、残害、凌辱（更何况现在发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也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威胁与伤害。在我看来，是他们而不是布什政府代表了美国的传统和希望。
现在，让人忧虑的，正是美国所参与创造，并作出了出色贡献的民主传统正遭到严重的威胁。美国对伊作战，其实是一面双刃剑，对外奉行霸权主义，必然要加强国内的控制，侵犯本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任何政府总是想扩大自己的权力的；事实上，布什政府早在“9·11”事件以后，就已经利用人民的恐慌情绪，逐步实现权力的集中，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限制民主权利。有一件事，尤其引起了我的震动：当我从报刊上看到，美国政府借口反恐怖主义的需要，宣布要发展数百万名的“告密者”，就立刻想起了“文革”期间的“群众专政”，那样一种时时处在严密的监控下的恐怖，至今想起来还不寒而栗；现在这一命运竟然又落在美国人民及旅美侨民的头上，使人们有理由担心类似“麦卡锡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卷土重来。而这次攻打伊拉克，更是对国际法的公开践踏，同时又借口战争的需要，加强舆论控制，限制美国人民的知情权。这样对民主与法制的破坏，就在事实上动摇了美国立国的根基。“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法则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逃避不了的。随着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与相互制约的结束，美国获得了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现在它以战争威胁一切“不听话”的国家（打伊拉克显然是“杀鸡给猴看”），看来“势不可挡”，但也正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因此，在我看来，反战的意义，就意味着对民主传统和法律秩序的要求和捍卫。美国国内的反战是如此，国际上的反战虽然包含着对美国霸权的抗议，但其价值取向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