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
作者：钱理群 朱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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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您所说的都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问题是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
钱理群：就我个人而言，是看不出走出困境的出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还是愿意采取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自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不停息地往前“走”，这是发自生命深处的绝对命令，也可以说是一种挣扎，永远的挣扎。具体到操作层面，我给自己定了三条线，一是底线，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维护自己“不做”的权利，沉默的权利；二是只要有可能就发出自己的独立的真的声音，揭示被掩盖的真实，作社会狂热中的清醒者，作太平景象下的批判者；三是如果不允许这么做，仍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任何力量也禁止不了的；同时仍要积极“做事”，做自己愿意做，力所能及，又是有条件做的，并于己无害，还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作用很小，微不足道，但对我自己来说，却是一种坚守，即毕竟把自己的信念化作了日常生活伦理，具体的行为。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做小事情”的意思。
朱竞：听你说到这里，我对你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就有些理解了：这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将由于对自己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激进，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人生风格吧。
钱理群：谢谢你的这一概括，我或许没有这样自觉，你这么一说，似乎也真的是这样。据我的实践经验，这样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我十分欣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的一句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得诗意而神圣”；同时这样的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而在内心世界里，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活瞬间的踏实感。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许多朋友都感到的“文章里的钱理群”的忧心忡忡与“生活中的钱理群”的兴致勃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也是我应对生活难题的一个法子：每当我陷入思想困惑或遇到现实处境中的难关时，我都是用做一件具体的事情来摆脱困境的。开始可能有些勉强，但一旦投入，就会沉浸其中，忘却一切，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生命境界以后，眼前的那些困境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朱竞：你的这些经验和体验都很有意思。如果方便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具体地谈谈，你做了哪些“小事情”，支持你做这些小事情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钱理群：在去年下半年退休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以顾问的身份为《新语文写作》（从小学到高中，共12册）审稿，作理论总结之外，主要完成了一部书稿：《鲁迅作品十五讲》，这是专为大学生写的；在此之前，我还整理出了《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之二》，这是给研究生讲课的讲稿；以后，可能还要编写《中学生鲁迅读本》，这就构成了《走近鲁迅三部曲》。这是一次向不同层次的青少年“讲鲁迅”的教育试验，所要提出的是关于“如何使可以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思想与文学在民族心灵深处扎下根来”的教育课题。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作过这样的阐述：“前不久我和一位年轻朋友谈起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与创造。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源泉，应该渗透到民族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深处，这对民族精神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民族的古代和现代，究竟有哪些具有原创性，因而具有源泉意义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是需要研究与讨论的。在我看来，鲁迅正是这样一位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他的著作中凝结着极其丰富与宝贵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而要使这样的可以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思想与文学在民族心灵深处扎下根来，就必须从中小学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抓起。我们可以设想，每一个中国人在他从小接受义务的基础教育时，就对包括鲁迅在内的民族大师的思想与文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奠定一个深厚的精神底子，以后，他无论学习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受益无穷。这确实是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发展，以至整个民族精神发展的大事”。
朱竞：这样，你做的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不过是写书、编书，但你的着眼点却是关于民族精神建设这一类大思考，因而“小事情”其实是有“大意义”的。
钱理群：正是这样。比如，我最近还编了一本书：《贵州读本》，这是和我的当年在贵州的朋友合作完成的。编这本书，是我的“贵州情缘”所致，是对曾经宽厚地接纳了我的贵州这块土地及其人民的一个回报，是我的精神归根之举，对于我个人自有特殊的意义。但也却有教育理念所支撑。我在为正在编选中的《区域文化中学生读本》所写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人们通常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一个发展趋势。由此产生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和精神走向，在我们看来，从总体上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不能不看到伴之而来的另外一些思想文化现象：逃离自己生长的土地，远走他乡和异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生命选择和文化选择，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与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着的深厚的文化，坚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离，陌生。在我们看来，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忧虑，我们想向我们的孩子，向中国的教育界，以至思想文化界，发出一个呼吁：‘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课题，也是关乎民族精神建设的大问题：要引导我们的孩子去关心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去发现、领悟、认识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去关心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上的普通人民、父老乡亲，和他们一起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从中领悟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并将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与存在之根。这就为他们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丰厚的精神底子”。《贵州读本》的编选正是一个尝试：我准备以贵州作为一个点，进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教育实验。当然，《贵州读本》的编写，还有另一种意义：贵州和其他西部地区一样，正处在一个新的开发时期；但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开发，理解为经济的开发，有时仿佛也在谈文化开发，但是着眼点是在旅游经济的发展，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就是说，文化开发与建设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在我看来，这是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开发的方向的。如果对贵州本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与认识，简单地以“封闭”与“落后”二字全盘否定，这样，就会把贵州的现代化建设变成“重起炉灶”，将固有的传统全盘抛弃，特别是将其中体现了人类文明理想的宝贵的文化内核像“脏水”一样泼掉，就会在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历史的局部倒退，走一条“先破坏，再恢复、重建”的老路，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因此，《贵州读本》的编选，对于我和我的贵州朋友来说，是一个重新认识贵州文化的过程，是对贵州本土文化的一个新的发现与开掘；在我们看来，这也是科学地开发贵州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其内含的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困惑，诸如如何处理“保护和开发”、“继承与创新”、“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等等，都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