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
作者：钱理群 朱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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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你的这一番分析，很有启发性，不过似乎是过于悲观了。但我仍然强烈地感到其中的历史感：你是带着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待今天的诸多问题的，并且是从中国问题出发来看世界问题的，因此，就引发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话题。
钱理群：这可能是像我这样的二十世纪的“过来人”思考问题的一个特点吧。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经验教训，也许就对历史的“重来”现象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年轻人看来或许是过分的。而且我本不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我不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来思考与发表这一番议论，而只是一个关心二十一世纪的发展的普通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或许是多余的忧虑与不安——说实在的，我也真的希望我的所有判断将来都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有部分的言中，那也是不幸的。这样，我又有了某种自信：在这狂热的时代，这样的“危言”，作为一种说法，我姑妄说之，人们也姑妄听之，它或许还有点存在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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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面对中国的国内问题，你是否也有某种程度的危机感呢？
钱理群：这就要说到我一开始说的二十世纪末所作的那个“二十一世纪期待”的另一个方面了：除了希望“不要杀人”之外，我还希望“不要做梦”。但也是完全出乎意料，二十一世纪一开始，中国似乎就又进入了一个狂热的“做梦”的年代。整个社会一片歌舞升平，各媒体也是竭力地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官场与媒体的新的游戏规则，正是鲁迅当年所说，“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其实不过是“闭了眼睛”（参看《三闲集·太平歌诀》）。众多的官员被中国的“高速发展”冲昏了头脑，他们又开始做起“梦”来，“提前达到小康”、“××年超过美国”……之类的“豪言壮语”又一次在神州大地回荡。——说“又一次”，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大跃进”中，类似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是曾经响彻云霄的。而现在的各行各业（包括因为涉及千家万户、子孙后代，最应该稳健的教育界）也是一派“大跃进”景象。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惕的：每一个年纪稍大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58年那一次“大跃进”带来的灾难，那是死了上百万、上千万人的。“做梦”与“杀人”原本是有内在联系的。应该看到，“好大喜功”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几十年改不了的痼疾。这其实是有体制性的原因的：我们的各级官员的权力事实上是他的上级给的，他只需对上级负责，只要上级满意，就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随心所欲地胡乱做“梦”，而完全可以不必考虑实际上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实利，产生实效。这就是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报喜不报忧”等好大喜功的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做梦，与1958年那一次一样，也是由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理论根据”的——这一次据说是一些经济学家。坦白地说，有些经济学家的“高论”，实在是让人目瞪口呆的。我因此开玩笑地说，茅盾《子夜》里的充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的说客的经济学家“李玉亭”，是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的写照的。知识分子在利益的驱动下，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并成为其代言人，这恐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让人感到可悲与忧虑的。这里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当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体制下，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利益，是否能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坚持独立的批判的立场，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考验。我最近重读了鲁迅的两篇杂文：《同意和解释》（收《准风月谈》）、《宣传与做戏》（收《二心集》），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对知识分子的四大要求；在这样的要求面前，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即使不公开表示反对，是不是可以“不做”，即不说“同意”，不为之作“解释”，不作“宣传”，也不参与“做戏”，维护最后一点沉默权呢？如果连这一点底线也守不住，那我们又算什么呢？这些问题都是不能不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
我们还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好大喜功的“梦”掩盖了什么？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这是“怎样的”发展？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少是“豆腐渣工程”，是以破坏自然资源、国土资源，以对子孙后代欠债的方式实现的，许多好大喜功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含着巨大的隐患，是迟早要遭到“报复”的。其二，发展的成果由谁享有？好大喜功的发展观鼓吹“发展就是一切”，只讲发展，而不讲如何使大多数人在发展中受益，因而必然产生“发展中财富与贫困同步积累”的现象，从而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现在，“三农问题”，以及下岗职工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不能再“闭上眼睛”的地步。但高谈问题的重要，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睁了眼看”，有些深层次的更带实质性的问题恐怕还是不敢正视。在我看来，目前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着眼点是社会的稳定，是“为民作主”式的“物质救济”的“施舍”，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并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人们关注的只是弱势群体的“物质贫困”，而忽略、甚至根本不认识、不承认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而如研究者所说，“权利贫困”恰恰是更深层次，也更带根本性的（参看洪朝辉：《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就业保障是基础、前提，也更带迫切性，是所谓“当务之急”，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如果因此而忽视权利的保障，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物质贫困问题，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以为现在有必要明确地提出弱势群体的以下权利的保障问题，即工作权、医疗权、住房权、迁徙权、晋升权、教育权、名誉权等一系列公平的社会权利；独立的利益欲求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建立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组织的权利；参与决策过程，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这其实都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问题是并没有充分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而弱势群体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更是处于弱势，事实上是经常被排斥，以至剥夺的。不可否认，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各种利益群体，健全发展的社会、国家应该保障分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每一个公民，都有由个人或自己的组织、团体（而不是自命的“代言人”）自由表达自身的利益欲求，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如果仅让社会精英集团（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管理精英，技术精英）组成的强势群体享有这样的权利，使弱势群体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边缘化，削减、甚至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那就必然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社会两级分化与对立的趋势将越演越烈，这正是我最感忧虑的。我同时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受教育的问题，这关系着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竞争的起点平等，如果解决不好，就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农村的义务的基础教育不能真正落实，对提高劳动者素质问题的长期忽视，与此相联系的是对职业教育、中专教育（包括师范教育）的忽视，等等，都显示出向城市强势群体倾斜的精英教育的倾向，这些问题被所谓的“教育大发展”的繁荣表象所掩盖，任其发展，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那时候再“大梦初醒”，就难以补救了。走出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梦”的大泽，正视发展背后被遮蔽的问题，这在当今的中国实在是具有某种迫切性的。
我还想说一点：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在一定程度上是全民“做梦”，现在的“做梦”却大多是一种炒作的喧嚣，老百姓的反应是冷漠的。这种冷漠，从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使中国老百姓不那么轻信，也就不那么容易上当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冷漠，以至麻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视为民族精神危机的表征的，并且很容易导致对现状的默认。这里不妨说说我的一个也许是并不妥当的联想。前面说到伊拉克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反应。我注意到电视画面上许多伊拉克老百姓面部表情的漠然，心里曾为之一震，并且立刻想到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如果遇到大难当头，是不是也会这样冷漠、麻木呢？这真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