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忏悔录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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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够。如果我单是明白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我还能心安理得地知道这一点，知道这是我的命运。但我不能就此安心。如果我是生活在森林中的人，知道走不出这座森林，那么我还能够生活下去。但我像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感到恐怖，到处乱转，希望走到正道上，知道每走一步无非是更加糊涂，但又不能不来回折腾。
五
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即我的问题是一些构成任何一门知识的基础的正当的问题，我提出问题无罪，有罪的是科学，如果它非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可的话。
问题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有愿望，为什么要做事？”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把问题表述成这样：“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并不因为我不可避免要死亡而消失？”
我在人类的知识中为这个用各种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寻求答案。我发现，根据对这问题的不同态度，人类的知识似乎分成两个相对的半球，在两个半球相对的顶端有两极，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但不管是哪一极，都没有回答生命的问题。
有一类知识似乎并不承认这个问题，却准确明了地回答自己独立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实验科学，它们的极端是数学。另一类知识承认这个问题，但不能回答，这是思辨科学，它们的极端是形而上学。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思辨科学，后来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吸引了我。当我还没有对自己明确提出自己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尚未形成，尚未要求立即解决的时候，我一直满足于知识所提供的对这一问题的虚假答案。
在实验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一切都在发展，分化，变得复杂和完善，而且存在着指导这一进程的规律。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尽可能认识整体和认识发展规律之后，你就会认识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和自己本身。”不管承认这一点是多么令我难为情，但我确实曾一度满足于此。那恰好是我自己渐渐复杂和成熟起来的时候。我的肌肉在增长，越来越结实，记忆丰富了，思维和理解能力增强了，我在成长和成熟，由于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成长，我自然认为，这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规律，从中我可以找到我的生命诸问题的答案。但我停止生长的时期来到了，于是我感到，我不再发展，而是在萎缩，我的肌肉渐渐松弛，牙齿脱落，于是我看到，这规律不仅什么也不能对我解释清楚，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自己在生命一定时期中的变化当作规律罢了。
主要的是，我的问题带有个人的性质，即满怀希望的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我明白了，虽然这些知识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但是用到生命问题上来，它们的正确性刚好与之成反比：它们对生命问题越不适用，就越正确和明确，它们越企图回答生命问题，就越含糊不清和无吸引力。这些学科就是不注意生命问题。它们声称：“我们不能回答你是什么，为什么要活着这类问题，而且也不研究。如果你想知道光、化合的规律，机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想知道物体和它们的形式的规律，以及数与值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思维的规律，那么对这一切我们都有清楚、确切和不容置疑的答案。”
在思辨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整个人类在指导着它的精神原则，即理想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想越来越高，人类便走向最高的幸福。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而我的职责在于促进认识和实现人类的理想。”我在智力低下的时期便满足于此，可是不久，生命问题在我头脑中明确形成了，这一套理论便顷刻瓦解。更不必说，这类学科怎样敷衍塞责，将基于人类一小部分的研究结论当作一般的结论；也不必说，认为人类具有这些理想的各种人的互相矛盾——这一观点，如果不说它愚蠢，那也是非常奇怪。为了回答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我是什么？”或“我为什么活着？”，或“我该怎么办？”，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他所不了解的整个人类的生命？”因为他只知道其中一段短暂时期中的非常有限的局部。一个人为了要理解他是什么，首先要理解整个这一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人类却是由像他一样的、对自己也不理解的人所组成。
现在我理解了，就像实验科学中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企图回答本学科范围之外的问题的半科学一样，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也理解了，存在着一系列最流行的、企图回答自己范围以外的问题的知识。这一领域的半科学就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它们企图以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即虚伪地、每门学科根据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全人类的生命问题。
六
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感受完全相同。
我走到森林中一块空地上，爬上树顶，清楚地看到一片茫茫的林海，渺无人烟，也不可能有人烟，我走向密林深处，进入黑暗中，只看到一片漆黑，同样没有人家。
于是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照间，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彷徨徘徊。数学和实验科学在我眼前展现了清晰的地平线，但按其方向不可能找到人家；我在思辨科学领域走得越远，陷入黑暗便越深，结果我深信，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世界是一种无限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不可知的“一切”的不可知的部分。
“我们接近真理的程度仅仅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摆脱生命，”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说。“我们这些热爱真理的人在生命中究竟追求什么呢？从肉体和由肉体生命产生的恶中解脱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死神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怎能不高兴啊？”
“认识到世界内在的本质是意志，”叔本华说，“并在一切现象中——从无知觉的自然力的无意识的企图直到人的完全有意识的活动，只承认这种意志的具体性，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结果，即随着意志的任意否定和自我消亡，一切现象，世界赖以生存的、持久的、既无目的又不停息的、具有不同程度具体内容的希望和爱好也将消失，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也将消失，随同形式一起，意志的具有空间和时间这种一般形式的一切现象也将消失，结果是世界最终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消失了。”
“虚空的虚空，”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印度的哲理则讲出了如下的一番道理：
释迦牟尼是一位年轻、幸福的王子，他对病痛、衰老、死亡一无所知。有一次他乘车出游，看到一个可怕的老人，牙齿全部脱落，流着口涎。在此之前对衰老一无所知的王子感到惊讶，问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落到如此可怜、讨厌和不成体统的地步？当他了解到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他，年轻的王子，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他便无心乘车漫游了，命令转回去，要好好思索这个问题。他一个人闭门思索。后来大概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他又兴高采烈和幸福地乘车出游了。这一次他碰到一个病人。他看到一个四肢无力、脸色发青、全身颤抖、眼光混浊的人。对疾病一无所知的王子停下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了解到这是疾病，所有的人都会得病，他自己，一个健康的和幸福的王子，明天也能病成那样，他又无心玩乐了，命令转回去，重新寻求安慰，后来大概找到了，因为他又第三次出去游乐。第三次，他又看到了新的景象。他看到人们抬着一件东西。“这是什么？”——“一个死人。”——“什么叫死人呢？”——王子问。人家对他说，所谓死人，就是像这个人一样。王子走到死人跟前，打开来端详。“那么他以后会怎样呢？”——王子问。人们对他说，以后就把他埋进土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概永远不会再活过来了，从他身上只会生出恶臭和蛆虫。”——“这是一切人的命运吧？我也会这样？被埋在地下，发出恶臭，被蛆虫吞噬？”——“是的。”——“回去！我不游玩了，永远不再出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