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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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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增义 译
一
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只不过对教给我的一切和成人在我面前的说教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而已，但这种信任是很不牢固的。
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早已去世），叫沃洛坚卡·M，是个中学生，星期日到我们家来，把学校里的新发现作为一件特大新闻向我们宣传。这新发现就是：上帝是没有的，教给我们的全是无稽之谈（这发生在1838年）。我记得，几个哥哥对这件新闻很感兴趣，他们也叫我一起议论。我记得，我们大家非常兴奋，把它当作一件十分有趣和完全可能的事。
我还记得，我哥哥德米特里在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以其性格中特有的激情，一心一意信起教来，并开始参加一切礼拜，吃斋，过着清白而高尚的生活。于是我们大家，甚至年长的人，都不断地嘲笑他，而且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诺亚。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的冷嘲热讽不仅没有使我愤怒，反而使我非常高兴。
我想，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指的是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人，指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指把信仰的对象当作猎取眼前利益的手段的那些人（那些人最不相信宗教，因为既然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满足某种生活需要的手段，那么这就已经不是宗教了）。
和其他人一样，童年时代教给我们的教义在我头脑中消失了，只有一点差别：由于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我从十六岁开始不做祷告，自己主动不上教堂，不做斋戒祈祷。我不再相信小时候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总还有某种信仰。究竟我信仰什么，那我是怎么也讲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不否定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也讲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样讲不清楚。
二
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以便增进教养。她希望我还能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标），我必须把美隐蔽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与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提出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做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
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浪和从军时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拚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纸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为了我们能进行这些无益的事业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能为我们的活动辩护的论点。因此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凡是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着的都在发展。发展又都是通过教育。而教育就以书籍和报纸的推销情况来衡量。
现在我清楚了，与疯人院相比较，情况完全相同，那时我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怀疑到这一点，而且只不过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把别人都叫作疯子，而自己除外。
三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活，与一些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认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那时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对“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如果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面对一叶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惟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