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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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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智慧在解决生命问题的时候所给的直接答案便是这样。
“肉体生命是罪恶和谎言。肉体生命的消灭便是幸福，我们应当心向往之。”苏格拉底说。
“生命是个不应存在的东西，是罪恶，转化为空无是生命惟一的幸福。”叔本华说。
“世上的一切，无论智、愚、贫、福、苦、乐全是虚空和无用之物。人一死，一切便都不存在了。因而这是荒唐。”所罗门说。
“意识到痛苦、衰老、死亡不可避免，就无法生活下去，要使自己超脱尘世，舍弃任何生存的可能性。”佛说。
这些大智大慧者所讲的话，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人都说过，想过和体验过了。这也是我现在想到和感觉的。
我在知识中彷徨徘徊不仅没有把我引出绝望的境地，反而加重了我的绝望情绪。一类知识不能回答生命问题，另一类虽然回答了，但却刚好肯定了我的绝望，并指出，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我的错误和智力病态的产物，相反，它向我证明，我的考虑是正确的，并且和人类大智大慧者的结论一致。
七
我在知识中得不到解释，便开始在生活中寻求解释，指望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找到它。于是我开始观察人——我发现，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要摆脱我们的可怕的处境，有四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浑浑噩噩。它的实质在于对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这类人——大部分是妇女，或者非常年轻，或者非常愚钝。他们既看不到等着吞噬他们的龙，也看不到两只老鼠在啃着他们赖以活命的树干，而是舔着几滴蜜。
第二种办法是寻欢作乐。它的实质是于，因为了解生命没有指望，便享用现有的幸福，既不顾龙，也不顾鼠，而是用最好的办法舔蜜；如果树枝上蜜很多，那尤其如此。但我也不能模仿这些人，因为我缺乏他们想象的迟钝，不能人为地在自己身上制造出迟钝来。我一旦看见了龙和鼠，就不能把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就像任何一个活人都做不到一样。
第三种办法是使用强力手段。它的实质在于，理解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后，就把它毁灭。为数不多的坚强和彻底的人是这样做的。一旦了解对他们开的玩笑是何等愚蠢，了解到死者比生者更幸福，最好不存在，他们就这样做，立刻结束这个愚蠢的玩笑。好在有的是办法：上吊，投河，用刀子刺破心脏，卧轨。在我们这类人中间这样做的日益增多，他们大部分处在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精神力量最旺盛，还很少沾染丧失人的理智的习惯。我认为，这是最值得采取的办法，我也想这样做。
第四种办法是无所作为。它的实质在于，理解到生命的罪恶和荒谬之后，继续苟延残生，尽管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这类人知道死比生强，但无力采取合理行动，即尽快地结束这场欺骗并将自己杀死，而似乎还有所期待。……我就属于这一类人。
我们这一类人就是通过这四种办法来摆脱可怕的矛盾。无论我怎样用心思考，除了这四种办法，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办法。
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没有自杀，那么原因是我模糊地意识到我的思想不对。不管我和那些使我们承认生命是荒谬的圣者的思路在我看来如何令人信服和不容置疑，对于我的论断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我总有一种模糊的怀疑。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从我有所认识的生命开始存在的时候起，人们就生活着，也知道生命空虚的论断，这论断向我们证明了生命的荒谬。但人们终究还是生活着，同时赋予他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从人们开始某种生活的时候起，他们已经知道这种生活的意义，因而他们过着这种生活，并传给了我。在我身上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所有这一切是他们的生活知识的果实。我用来讨论和谴责这种生活的那些思想武器本身，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而是他们的创造。多亏他们我自己才出生，受教育和成长。他们挖出了铁，传授了伐木，驯养了牛、马，传授了播种。传授如何共同生活，安排好了我们生活；他们教我思考、说话。而我，是他们的一个产品，被他们哺育、培养成人，由他们教导，以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进行思考，去向他们证明，他们——毫无意义！“这儿有点问题，”我对自己说，“我有什么地方错了。”但错在哪里，我怎么也发现不了。
八
现在我能比较有条理地讲出来的这些怀疑，以前我讲不清楚。那时我只是感觉到，我那些被最伟大的思想家证明了关于生命空虚的结论，尽管在逻辑是必然的，其中却有不妥的地方。是论点本身不妥，还是问题的提法不妥，我不清楚。我只感觉到，那个道理的说服力是无懈可击的，但这还不够。所有这些论据不能使我信服到能够实行从我的论断中必然产生的想法，即自杀。如果说，我依据理智的力量，得出了我已经得出的结论，因此没有自杀，那我讲得并不真实。理智是起了作用，但起作用的还有别的东西，我只能称它为生命的意识。起作用的还有迫使我注意那一面而不是这一面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把我引出绝境，并把理智引到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这种力量迫使我注意到：我和我相类似的几百人还构不成整个人类，人类的生命我还不了解。
当我观察与我年龄相同的人的狭隘圈子的时候，我只看到不理解问题的人，理解问题而又以醉生梦死掩盖问题的人，理解问题并中断生命的人，理解问题，但因意志薄弱而苟延残喘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别种人。那时我觉得，我所属的那个由学者、富人、有闲者构成的狭隘圈子就是整个人类，而亿万前人和今人则不值一提，他们是某种畜类，而不是人。
我怎么能在议论生命的时候，对我的前后左右的人类生命视而不见，怎么能糊涂到如此可笑的地步，竟认为我的、所罗门的和叔本华生命是真正的、正常的生命，而亿万人的生命却是一种不值得注意的情况？现在我对此感到十分奇怪，简直不可思议。
我长久地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任和最有学问的人所特有的，这不是口头上讲，事实如此。但由于我对真正的劳动人民有一种奇怪的生理上的好感，我便理解他们，并且看到，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回过头来观察过去和现在的众多的普通人，不是学者和富人，我就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亿万前人和今人都不能归入我的分类，我不能认为他们不理解问题，因为他们自己提出问题并异常明确地回答了它。认为他们是享乐主义者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一种享受，
而更多的是贫困与痛苦，我更不能认为他们不合情理地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的任何一个行动和死亡本身他们都能解释。他们认为自杀是最大的罪恶。看来，整个人类具有一种我不承认和我蔑视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结果合乎理性的认识不能指明生命的意义，它排斥生命；而被亿万人，被整个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却以某种被人蔑视的、虚假的知识作为基础。
合乎理性的认识通过学者和哲人否定生命的意义，而大众，整个人类以不合理性的认识承认这种意义。这种不合理性的认识就是宗教，就是我过去不能不抛弃的宗教，即三位一体的上帝，即六天的创造，魔鬼和天使，以及我神智清醒时不能接受的一切。
九
产生了矛盾，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我认为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合乎理性，或者我觉得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不合乎理性。于是我开始检查我的合乎理性的认识的推理过程。
不管宗教给予的回答如何不合理性，如何荒诞，它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在每一个回答中引入了有限对永恒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