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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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力图为“世俗生活立法”。怎么叫为“世俗生活立法”，我们看另一份著名报纸《旁观者》，这个报纸发明了一个职业：批评。那个时候没有批评家；现在你看批评家，作家们都怕他，因为他能定一个规范；而且搞文学批评的人，后来就不搞文学批评了，开始搞“生活的品味”了，去搞人文精神去了。搞人文精神就不是给文学立法了，而是从审美领域的合理化出发，给社会制定规范了，所以社会都怕他。这个规范，就是从这个小报《旁观者》。批评杂志开始。它的创刊辞就是个批评家宣言，它说：
“因此，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其说是人类的一员，不如说是个旁观者。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使自己变成一个沉思冥想的政治家、商人、士兵、工匠，而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参加任何实际事务。我熟谙为夫和为父之道，能够觉察他人在经济、商业和娱乐方面的过失，胜过亲自从事此数端者。我从不狂热地支持任何一方，决心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人之间严守中立，除非由于某方的敌意而被迫表态。
“我的朋友们常对我说，我如此之多的有用发现竟然被一个沉默不语的人所占有，实在是一件憾事。有鉴于此，我将在每天早晨发表一页纸的思想，以飨同时代人。倘若我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的改善有所裨益，将来当我被召离世之时，想到我不曾虚度此生，定会私下里感到快慰。”
世俗世界的立法者——批评家就这样产生了。他是一个旁观者、经验主义者、理性人，是现实主义文学家、评论家，也就是后来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社会科学职业者”的原型。他不但给文学制定规范，而且后来悄悄地给社会制定规范，每天早上，发表一页思想，赚一笔稿费。思想、批评作为一个职业、一门学问，它可以赚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先驱者——后来作为小说家为我们所知的丹尼尔·笛福。
这个人用狄更斯小说里的话说：“他是一个很卑贱的人”。他的青年时代在经商做生意，但是却经常思考世界观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他在中学时代就有些伟大的创见。因为当时英国国教是天主教，笛福上的却是新教学校，所以长大就没资格当牧师，那就只能当个小商人。因此笛福毕生都认为天主教这个事情很麻烦，信仰是他一辈子都关注的问题，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在他那里的区别，说白了就是信仰和商业信用之间的区别，他这个人从来不知信仰为何物，他认为惟一实在的就是商业信用。从中学时代他就有这个惊世骇俗的思想。
他最著名最畅销的作品并不是《鲁滨逊漂流记》，而是《英国商人手册》，这是本发行量极大的经济学著作。开篇就说：“一个人不应该对宗教事务过分关注，以至错过做生意的合适时机和商业旺季，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写得出关于超级祈祷仪式的著作。”这是很惊世骇俗的，因为在“合适时机”和“商业旺季”这两个关键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教的时间观念与天主教时间观念的区别和不同——就是信仰好像是个永恒的、长时间的超级祈祷仪式，而生意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不能错过时机，不能错过商业的旺季。正是在这里，就出现了永恒的时间与直线积累的时间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后者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直线进步的、积累的时间观念，我们说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它是从新教里面、确切说是从新教所关注的商业活动中脱胎出来的世界观和描述世界的方法，这是个有决定性影响的突破。所以1840年以前，有一个著名的英国鸦片贩子到中国来，他每天记日记，他是个笛福的信徒，怀揣一本《英国商人手册》，日记写道：今天因为鸦片接货太多，为了抓住商机，为了不耽误旺季，所以没有时间祷告上帝。这个事情费正清在他的作品《剑桥中国晚清史》和《美国与中国》中两次都引用了。
笛福的发家是做一个袜子的代理商，因为当时英国毛纺织业很发达。但是他时时刻刻不忘探究信仰的问题，认为必须要用商业的信用、契约的信用来取代信仰的超级祈祷仪式，为此他很快就卷入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之中。1692年的时候，笛福运货去法国，适逢英法打仗，封锁了海路，没收了他的货物，笛福第一次破产，这是他做的最大的一次生意，一下子欠了一万四千英镑。但是笛福对这次破产的反思并不归罪于打仗，他怪罪于自己没有忠实新教的信仰、没有忠实地理解契约的理性精神，他总结经验说商人最容易失败的时候就是他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容易被冲昏头脑，就容易背离理性的精神。这一段对于理解理性的精神、契约的思想是饶有趣味的。他说：
“商人一旦发财致富，就会踌躇满志，雄心勃勃，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发现钱财滚滚而来，而且他手头的钱比他做生意的需要还多，当他几乎不知道怎么才能更多地使用这些资金时，最容易接受随心所欲的计划和建议，我必须再说一句，这正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他有破产的危险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我可以保险地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而无非难他人之虞，在英格兰，更多的人破产正是因为他们生意做过了头，而不是因为做得不
够。”
这也是他在《英国商人手册》里的话，如果今天有人把这本书翻译过来，那一定也是很畅销的，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有点像十八世纪的英国。它意味着现代性不等于简单的“世俗化”，而是意味着“如何对世俗世界进行理性的安排”；现代化也不意味着做生意，而是意味着“对商业活动进行彻底的理性控制”。——从新教里面脱胎出来的现代性，是对世界进行理性化控制的一个方案。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现代文学先驱者笛福同志的贡献。
那么一下欠了一万四千英镑，就应该进监狱，但是事主认为他进去了钱就没有办法还了，于是托关系让他不进监狱，想办法在外面还。这样笛福在1704年受英国公安方面的委托，在监狱外面戴罪立功，就开始编《评论报》。他在这个小报上以随感的方式发表了他主要的一些人文思想，也就是为世俗世界立法的评论，不料这后来就成为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起源。比如说他认为妇女要解放，为什么呢？他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在家里吃闲饭最多的就是女性，所以要解放，解放她们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候开始卷入历史上著名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论战，卷入到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党派政治之中去了。托利党是大地产商人、金融家的代表，托利的意思就叫作“不法之徒”，代表货币积累，重商主义；辉格党呢，是大工业家、制造业的代表，他们这个意思叫“马贼”，他们要为制造业寻求海外市场，是自由贸易的代表。重商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赚钱、积累金银，它代表的是殖民主义的第一阶段，那就是通过贩卖鸦片、贩卖劳工起家。吴承明同志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说得明白，怡和洋行、汇丰银行都是干这个起家的，贩卖鸦片、贩卖人口。它们在本国并无资本，只有一张经营特许证，全部活动都在东方，属于空手套白狼那种。而自由贸易是说卖东西、商品倾销，这个是殖民主义的第二阶段。英国的国内政策由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不是以英国国内的任何事件为标志的，你们知道，是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
在笛福的时代，“不法之徒”和“马贼”这两党在议会里相互攻击，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达到了高潮。笛福办了个报纸经常乱写，特别鲜明地站在辉格党和自由贸易一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辉格党、自由贸易主义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联系，毛主席讲话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利用小说反对托利党，的确是英国辉格党人、自由贸易者的一大发明，其代表人物就是笛福。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三点：一，海外探险小说、航海探险小说的流行，与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呼吁同时兴起，完全呼应，它为后来的辉格党政治制造了舆论。二，那些市民社会的性格和品味：好奇、理性、男人的坚毅，是通过与外部世界、东方和美洲的接触，在那些人的眼里展现出来的，正是通过这个海外的他者、通过他者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市民社会的主体性才被构建起来。三，一些自私自利的个人，在没有“国家”约束的情况下(这只能被理解为是在英国的海外)，通过追逐个人利益，最终会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是当时一切海外探险小说的一般结构。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小说叙事的结构，为自由贸易的学说，为整个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提供了他们经济学叙事的基本结构！——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必须从文学中去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