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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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过来说，它同时又有跃跃欲试的挑衅和侵略色彩，可以从私人自由的庇护所一跃成为警察。这个在美国身上统一得特别好，美国既是自由的庇护所，又是个世界警察，它的奇妙逻辑是可以以自我保护的形式进行侵略，这个就是布什总统的“预先打击”战略，它的逻辑是我揍你是因为我要通过揍你来保护我自己！保护变成攻击就意味着保护自由可以采用攻击的方式。所以，哈贝马斯说，市民社会政治领域的两面性，特别表现在既有私人的特征，又有深刻的挑衅的色彩。他用了挑衅这个词，我想他这个说法最好的注脚就是当今的美国政治。而这是十八世纪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特征，英国的托利党政府在修辞方面玩不过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在政治领域中产生了法的观念，法的观念体现了这种私人的、保护的，与挑衅的、侵略的二元特点。
首先我们看它的保护色彩。现代交往最主要的方式是商业信用，是市场的关系，是通过契约来确定的。而这个关系放诸世界来说，就是一个主权关系，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关系，说到底还是个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平等——“随时缔约，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个说法非常好啊，但是你别忘了它也可以随时解约，就像结婚一样，“自愿”，那背后是什么？利益的驱动。所以这个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处理国家关系的普遍的原则，实际是相当于两个自由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随时可以缔结条约，随时可以解除条约，利益不合我们可以断交，利益驱使我们可以建交，目的是保护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从世界上的国家关系，到一般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一直落实下来，先是外交，一般社会叫交往，经济领域叫交换，其基础都是契约，现在社会的关系总体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笛福最早的发明是自由贸易的看法，这个与“运动”、“变化”学说是联系的，即它是矛盾的、运动的、可变的。他认为，最适合这样的契约关系的社会结构是流动的：只有人口在流动、货物在流动、资本在流动的情况下，契约关系才是个最好的关系。契约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在陌生人、流动人口之间建立一个普遍性的法。笛福认为这个普遍性和任何权威无关，不单和英国的权威无关，和世界上任何的权威都没有关系。所以你们知道，你们一旦进入了城市社会，就进入了笛福所设计的关系的世界中。你在农村就不一样，在农村都是熟人，在熟人之间用不着搞个契约，用不着一个格式化的契约来定约解约，二大妈三婶永远是你二大妈三婶，你拿她一根黄瓜也用不着立刻就定个契约嘛；可是你到城市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完全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间就需要一个契约。而且这个契约的条款在全世界都是很统一的，极大地提高了交往速度；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通过这样的问题，哈贝马斯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是怎么样确定下来的，表面上是一套自由、人权、普遍程序，背后是一个利益的关系。比如说中美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为了共同的利益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主权外交，为了争取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们再看市民社会政治领域侵略和挑衅的一面。可以反过头来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外交，比如何伟亚的 《怀柔远人》里讲的著名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马嘎尔尼在承德见到了乾隆皇帝，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拒绝下跪，乾隆皇帝拒绝和他的国家建交，不允许通商，这是1793年的事儿。一般的历史叙述是说：由于中国封建保守、闭关锁国、拒绝市场经济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到来，因此怎么样？1840年，你落后了吧？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就揍你了。这个是我们历史叙述的一个最主流的观点。在这方面中国人叫得倒比外国人响。外国人不好意思啊，为什么呢？1840年这个事情没有弄好，是贩毒啊，武装支持贩毒走私，美国人跟英国人那么好，说起这个事还骂英国人。其实这个事情在英国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托利党人就是坚决反对的，辉格党人支持，最后在议会仅仅以七票之差才通过。你说是去打中国，这在当时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中国可不是伊拉克，英国也不是美国，中国好大，马嘎尔尼来华时吓坏了，怎么这么大，还管理得这么好，比英国伟大多了。当时突然想打中国，当然还是通过了，但这件事外国人都不这么说，说打得好，该揍；只有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学家，特别喜欢说打得好，该揍，因为你落后。美国人说得比较含蓄，著名的含蓄观点是费正清发明的。费正清晚清历史观的一个核心就是“朝贡体系”：中国人不会搞市场，他们的贸易就是搞朝贡。朝贡这东西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你让人家周围朝鲜、东南亚每年跑来给你送礼给你磕头，这个太不像话了。你中国人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对英国人很无礼，因此呢，人家火了，人家为了帮助你搞市场，不得不铲掉你这个朝贡体系变为自由贸易体系。费正清的观点和马克思是一样的，马克思也说朝贡体系不好。但是何伟亚的看法不同，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看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是说，市场体系、市场制度有千万个好处，这肯定的，但是它有一点不好，它会瓦解一个社会共同体。而且就算中国搞市场经济也不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就不会不打中国——国民党时期倒是搞市场，日本还是照打你不误嘛！别忘了英国市民社会的自由不仅仅是私人保护型的自由，也是挑衅性的、主动进攻型和侵略型的，它意味着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自由等于先发制人，这与你搞不搞市场没什么关系。这一点，从马嘎尔尼在中国处处挑衅的表现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在谈到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域时曾经精彩地说：“早在第一支英国枪瞄准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在著作里被摧毁了。”
在这点上我们看笛福同时代的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他是爱尔兰人，他个人经历要比笛福顺得多，笛福破产了十三次，锲而不舍，这个人却很舒服地在那里当牧师，但是他激烈地反对市场体系，因为他的祖国爱尔兰在这个市场的扩张中沦为了殖民地。他的著名小说其中一段就是说他到一个岛上去，这个岛叫作咴喑岛，咴喑是马叫的声音，岛上其实全是马，这些马认为他也是一匹马，只不过是一匹长坏了的马，而且是马当中最劣种的一种马，咴喑国里的都是高级马。马问人说你们那里有什么特长吗？人说我们有特长，我们的特长就是造枪造炮，你看我们这枪这炮，打起人来，一炮过去，人上去一百多米，然后掉下来。那个马头儿，咴喑，就说，咳，这有什么？我们这里任何一匹更劣种的马都不用枪，咬也把他们给咬死了，没想到你们所有的才能就是杀人打仗，搞得人很不好意思，坚决要求留在咴喑国跟他们学习文明，但是咴喑国嫌他不够格，把他递解出境了。这是讽刺英国人。
我们知道，马嘎尔尼到中国来，也是赠给乾隆一门大炮，射程非常远，恨不能就在承德院子里摆起来开一炮给乾隆皇帝看看，送枪送炮这个最能显示市民社会的侵略性和挑衅性。最后八国联军来了火烧圆明园，发现这个炮还放在圆明园尘封着呢。这中国人你看该不该打，早早把这炮交给他了，他不使，你看他放在那个地方，武器没给你保密，你也不学。何伟亚写道，乾隆的确是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常说的“天朝无所不有”，“天朝无所不有”这个话是有的，接下来就含蓄地说了英国人的“无礼”。这个“无礼”并不是说你不入乡随俗，不会磕头，这都没什么，当时的西藏喇嘛也是不磕头的。无礼大概是指以下几方面：一是你的正使带着羽毛，副使带着牛津大学博士证书，挂在脖子上来，来了之后呢，递来一封信放在装满珠宝的盒子里，皇帝按照惯例给所有人赏赐一柄玉如意，他看了看说，这个东西比我那个宝盒子便宜啊，就面露不快。皇帝就不好给他说后头的好东西还有，不是光给这个，今天先给这个，走的时候给很多。二是接下来就是要求在宁波通商，乾隆皇帝认为宁波是中国最中心的一个城市和港口，就没有答应。在回信当中谈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说马嘎尔尼这个同志不可信，不可信恰恰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地阐释了他的观点，就是咱们俩是平等的，平等的就是自由的，因此你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这么庞大的市场，咱们缔结关系，我们关系就搞得很好了；但假如说哪一天穷了，没有这个市场了，那咱们就解除这个关系啊。于是乾隆皇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就是说你这个建立外交关系是随时建立随时解除。这个有什么可信的呢？笛福的看法就是“信誉”，而乾隆的看法就是“无礼”，说白了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个就是无礼了。举个不形象的例子，我们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是一种市场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中美两国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但是两国一起做生意啊，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了。那么中国在和越南，和朝鲜，在1980年代以前的关系是什么呢？跟越南交往，“同志加兄弟”；跟朝鲜叫作“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这是什么关系啊！这可不是契约关系啊，这关系叫什么？毛泽东说了这个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什么意思，四海之内皆兄弟，怀柔远人，对远方的兄弟要以礼相待。你是我哥们，我们怎么能算钱呢？你有问题我要帮你啊，别人揍你，我要支援你啊。这个是个共同体，整个第三世界就是一个共同体，中国跑到非洲去给他修铁路，干嘛？他是我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