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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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一个有趣的个案
众所周知，丹尼尔·笛福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首先是个经济学家，确切地说他始终是个商人。在当时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是没有名的，但作为一个商人和一个国民经济学家非常有名。他是第一个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人，国民经济学和自由贸易理论都是他提出来的，那个亚当·斯密是跟他学的。而他的出名是因为一本经典性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英国商人手册》而不是《鲁滨逊漂流记》，后一本小说根本就没用真名来写，这是其一。其二，亚当·斯密，他是个文学家。他是教文学的，他1748年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教的就是文学和修辞学。他当时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出名的。他的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是研究“人性”的。所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人文主义是整个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我们这里前一阵子讨论的经济学要不要讲“人文精神”的问题就比较可笑，因为在亚当·斯密那里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首先从文学那里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
人文主义的讨论首先从文学开始，涉及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国民性”才是理想的？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有理想有道德情操的？人性是不是自私的？亚当·斯密就以他的《道德情操论》提供给当时伦敦最著名的“讨论文学俱乐部”。这样，文学作为“人学”对于人性的讨论，逐步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领域里面去。所以，亚当·斯密参加的那个“讨论文学俱乐部”，其实就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那个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正是文学家们对于人性的定义，或者是重新规划，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这就非常类似我们中国1980年代，正是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人道主义讨论、文学是人学的讨论，为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参加的是英国的一个文学学会，在那里喝咖啡，这个“讨论文学俱乐部”延续下来，可谓名流荟萃，其中就包括那个大肆咒骂法国大革命的柏克，还有一个，就是1793年被派到中国来访问的马嘎尔尼勋爵，马嘎尔尼勋爵就是和亚当·斯密在“讨论文学俱乐部”一起讨论的那些绅士们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们在讨论什么？当然是讨论文学，讨论人性，讨论趣味、品位，臭味相投。但因为出身不同，文学的审美观念不同，于是讨论着讨论着就打起来了，于是讨论文学逐渐转向讨论政治了。
1793年马嘎尔尼是来到中国搞自由贸易的一个人，这个你们知道——他见了乾隆皇帝不行跪拜大礼，只是单腿跪下。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他关于品位、情操，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的一套见解，首先是跟文学有巨大的关系，是在“讨论文学俱乐部”里面形成的，或者说外交礼仪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审美的问题。
而这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情况，恰恰都被我们过往的研究忽略了，用福柯的话说，这种有意识的忽略，造成的是一种合理化的叙述方式，这一合理化的历史叙述方式，最明显地说是以学科规范为基础的。所以今天最可笑的就是笛福这个经济学家，被放到英文系讲，而亚当·斯密这个文学家却被放在经济学院讲，实际上这都搞错了。这种有意识的“搞错”体现了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这种安排在于斩断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文学、与“讨论文学俱乐部”、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的真正关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学的起源建立在“科学”的或者“学科”的基础上。而我们通过知识考古学的办法去这么一看，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秘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合法性基础竟然是在文学系那里！因为自由贸易是笛福提出来的，而文学的构想、人文主义的构想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
笛福作为一个著名的商人，十八世纪英国文坛上的“王朔”，他的经历很有意思。笛福生在1659年，或者是1660年，这个还搞不清楚，这表明当时作为经济学家的他地位不高，他当时是文学家就好了，因为亚当·斯密是文学家，文学家当时地位高，哪年生哪年死就搞得很清楚，笛福这个经济学家连哪年生都搞不清楚，1730年去世这个倒是清楚，为什么清楚我们后面讲。
首先，正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的初期，英国社会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就是哈贝马斯所注意到的，茶叶店和咖啡馆的兴起。那个时候有一批时髦的读者，怎么叫时髦呢？就是有特殊的品位。他们有钱，识字，能阅读，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是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因此他们不能阅读古典的作品，莎士比亚这样的人文作家才成为他们快乐的阅读对象，这些人是些小商小贩，多是新教徒市民阶层。那个时候大学不对外开放，只对贵族开放，不信国教天主教者不得入内。所以马嘎尔尼来华访问的时候，头上戴着漂亮的羽毛，他的副使斯当东身上挂一个像盘子一样大的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这是地位的象征。而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则只好通过自愿联合的方式自学成材，办一些如毛主席早年办的“新民学会”之类的自愿参加的自学小组。那个时候也围绕这些人出版了最早的一些小杂志，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笛福编的《评论报》。他办这份小报当然是做生意，这买卖不是私人的，而是政治性的，就是替当时的英国国家安全部做生意，他是一个卧底。《评论报》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出，笛福很会写，从写到编到发稿到卖都是他一个人干，收入他提成4％。笛福是现代报业的真正先驱，是哈贝马斯所谓文学的公共领域的先驱。在《评论报》之后，有《闲话报》和《旁观者》，这些报纸有个共同的宗旨，那就是《闲话报》创刊辞说的：
“热心公益，以至于为了国事而荒废自家之私的政要们，阅读本报或可以收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还有一些娱乐性作品，可供闺闱消闲，本报之名即包含有对她们的敬意，举凡狎情行乐消遣一类文章，均收在怀特巧克力店栏下，诗歌收在威尔咖啡馆栏下，国外新闻可在圣詹姆斯咖啡店栏下找到……”
这样就把写作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结合起来了，哈贝马斯说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还没有向大众消费社会转型，那时候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不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消费领域，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没什么道理的，我们真正回到历史看，其实它一开始就是和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联系在一起的。非常鲜明的是：它为咖啡馆做一个广告。就像今天我们看的电视广告：本栏目由波士登友情赞助，它那里就是“本诗歌由威尔咖啡店友情赞助”。所以与其说市民社会的政治一开始的确是一种文化的政治，是文化的霸权，不如说它一开始就是一种文化商业、文化消费和文化市场。
当然，它表面是不谈政治的。而当时英国的政治问题恰恰非常尖锐，有大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工人与商人的矛盾，重商主义的商人、金融家与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矛盾，非常尖锐。但是它不谈政治，回避矛盾，谈什么？谈品味、谈格调、谈理想的人性、国民性、理想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谈人的主体性建构。这里有两点：一，资产阶级世界观，包括政治，是建立在构建世俗世界的规范和世俗生活的品味基础上的，建立在对于世俗世界的理性规范，对于生活世界、审美世界的理性化的基础上。二，这种莫谈国是、莫谈政治、只为世俗生活立法的市侩举措，与其说是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有瓦解作用，不如说对政治本身具有瓦解作用——它既瓦解了封建政治，也瓦解了下层的民主政治追求。马克思说，是用资产阶级市侩政治来瓦解政治的领域，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与哈贝马斯是非常不一样的。哈贝马斯是把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理想化的，这个他自己也承认，而马克思却是从揭露这个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市侩政治入手的，所以哈贝马斯是从马克思那里大幅度向后退的。所以你看——哈贝马斯为什么在1990年代的中国那么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是因为哈贝马斯那一套迎合了资产阶级市侩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