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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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就是送枪送炮，炫耀武力高强。你说乾隆他好歹是个打仗出来的，一直都在打仗，他再愚昧吧，会不知道这个礼物里面挑衅的意思？英国当时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乾隆时代中国可不是说一穷二白，不是那样，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而且不断地向西扩张。所以，这其实是如何观察、组织社会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当然我们今天的看法是，当时的中国太落后了，他不知道市场的好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一节写到中国，就是说中国只要实行市场制度，那将非常好，中国有庞大的内需，你干吗要“重农”呢？你重视城市多好啊，把那些农民圈了地完了！这是他用的原词。马嘎尔尼，亚当·斯密的文学朋友，这些理论都讲给和齯听了，这个贪官也不知道是怎么听的。总而言之，最后就安排了马嘎尔尼围着承德转转，由国务院总理亲自陪着，打开藏珠宝的殿，一个一个给他看，看到一半，马嘎尔尼就不好意思了，恨不得抽自己的嘴巴，说果然是都有，别说带的那些枪啊炮了，除了那么大的一个军舰没有——他们送了个模型，和齯不信那是真的——其余的都有，枪、炮、自鸣钟，什么玩意儿全有。而且中国当时内部是有市场的，没有问题，我们一直是有市场的，大运河干嘛的？不就是市场吗？中国当时通过北方的恰克图和南方指定的广州，一直在和北方的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做生意。我们看季羡林过去写了一本很著名的论著，《中国古代蔗糖史》，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和东南亚的市场关系。当然，表面上看，中国不承认这个市场，他重农，可是他不重农他行吗！那是血的教训，黄宗羲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啊，要亡国亡天下啊。
何伟亚的看法是说，不承认市场是不对的，但是翻回来说，你这个市场有没有问题？市场的关系，建立在市场关系上的契约制度是不是可以很好地处理家庭的、社会的、最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欧洲整个统一起来才中国这么大，而且这么半天你还困难得很呢！可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统一得很好。陈寅恪的研究表明，从唐代开始，中国就把西北少数民族的制度与中原的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清朝它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好地处理了与西藏、新疆、蒙古的关系，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你说这不是一个成就？今天人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统一得很好，这不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不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没有值得你们欧洲人学习的地方？你就可以骄傲的说，按照契约制度、WTO原则，我们建立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最好的办法？那两次大战，科索沃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契约的关系，就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随时缔约，根据经济利益的驱使也可以解除，当然表面上是自由人权的那套。因此，何伟亚说——问题是我们且不要说中国当时是不是拒绝了市场，反对了市场，且不说就算中国是个市场国家，追求自由贸易，英国是不是就不会向中国挑衅，而是说，市场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它会不会瓦解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当然，我不怕你占我领土，我也不怕你推翻我，你的目的并不是推翻我也不是占有我的领土，这个笛福说得很清楚，是要建立市场，而建立市场最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马上会被瓦解掉。
当然绝大多数人好像盼望市场化再彻底些，好像这就等于自由更彻底些，自由好啊，没人压迫你了，但是，你为什么还会感到压抑啊？谁压迫你了？只能说市场把纪律内在化了。如果没有文学的作用，没有那些叙述的感伤的小说的作用，没有这些补偿，现在的人就崩溃了。出现那么多缠绵的诱惑的欲望的个性解放的小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自由、博爱、平等吗？当然有这个解放的因素，但是它的起因不这样，它的起因还是一个共同体瓦解了，一切现实关系都建立在利益之上，之后才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虚的作为补偿。你仔细分析所有的市场社会的问题都是从这儿出发的，这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一个模式。所以何伟亚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当时为什么拒绝马嘎尔尼，而这就是伟大的预言家罗素访华的时候说的预言之一，他说，当英国人什么时候明白乾隆说的是有道理的时候，英国与中国真正的交流才能谈得上。
我们这里绝对不是强调中国文明优越，不是认为中国处处好，而是说谈到交流和交往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听听双方的意见，而不是按照一方的叙事将历史合理化？市民社会的交往模式，放到世界范围内的确有个毛病，就是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是正确的，我比中国人，比包括乾隆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了解中国；我们英国人比印度人、中国人都了解他们自己，中国人、印度人其实不了解他们自己是谁，究竟要要什么”。我想这个就是马嘎尔尼在中国表现出来的那套作风。
所以我们为什么必须看看何伟亚的这本书，因为一，他说有没有必要重新考虑乾隆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市场会不会带来一个共同体的瓦解呢？市场将会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特别是二，外交是交往嘛，你要不要听听中国人是怎么叙述马嘎尔尼的呢？因为我们的历史就建立在马嘎尔尼一面之词的基础上，是典型的合理化的历史，这个历史里面其实没有交流，没有理解——没有对话嘛！三，西方市民社会内在的自我压抑机制，包括将东方内在化、合理化。所以倾听东方的声音，也是西方社会自我解放的方式，解除自我压抑的方式。最后，何伟亚的潜台词是：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性，就建立在“我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个说法上，正是这个说法，使得文化的交流和交往不可能进行。
何伟亚的研究打开了一个视野，就是现代社会里面的平等交往、交流，包括翻译和外交如何才能达成？简单地说，我们不能根据欧洲市民社会的一面之词来构造一个理性化的历史叙述，而是要听一听双方的声音，这就是罗素所说的，当英国人开始考虑乾隆的意见也有合理之处时，真正的交往才刚刚开始。
(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座整理)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摩登者说》、《锁链上的花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