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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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个话叫“侃”,咖啡馆就是个侃的场所,是语言再生产的场所。王朔有个话叫这个世界是“侃出来”的,这个话无意中说出了个现代性的秘密,说出了语言的再生产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现代世界借助语言和阅读,产生了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机制,就是把我们从此时此地一下子脱离出来,极大地增加了交往的幅度。与古代世界不同的是,我们现代世界的生存是如此地依赖知识,依赖一个实际上是抽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语言的产物,它的基本规律首先是语言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验的产物,而是知识的产物。那知识的基础是什么?是语言、是侃,是学校、咖啡馆这些无处不在的语言交往场所的产物。你说这个咖啡馆对于理解现代性、现代社会重要不重要?
大厅与私房:全称叙事与第一人称叙事的隐喻
哈贝马斯文章的第二部分也很有意思,是说这个公共领域对于家庭的影响。他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哈贝马斯的文章很少可以看到这样的妙喻。你看这一段就可以看出他真是个杰出的哲学家,非常了不起。他去研究市民家庭居室的变化,公共空间的兴起。原来英国的家庭有一个很大的厅,厅大干嘛呢?一家人在一起聚会,后来厅越来越小,因为大家不是一家人聚会了,而是跑到公共场合、咖啡馆、剧院去聚会去了,于是这个厅越来越小,而每个人自己独立的房间越来越大。公共领域的兴起与家庭结构的变化是联系着的,他下很大功夫做考证,是说英国市民家庭中的公共活动场所和每个私人房间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说相当于文学描写中的客观的叙述和第一人称叙述之间的关系。
这个很了不起。为什么这么说?他是说市民社会的家庭就是个矛盾体,是两面的。表面上看,市民家庭的关系建立在自愿、爱和教育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接下来说,这三点,其实在后来历史上看来,都是虚构。自愿是什么?是契约。一家之主,在市场上是个自由人,好像摆脱了国家的干涉,但是在家里其实还是个家长,因为他们挣钱养家,家庭是个契约关系,是由婚约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婚姻关系是个财产关系嘛。英国最流行的小说,如艾米莉姐妹写的那些小说,它们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去嫁一笔财产,男的就是想方设法怎么去娶一笔财产。财产关系背后是继承权,继承权背后是家长制,这个契约关系怎么能说是自由的呢?爱呢?这个东西,哈贝马斯说也很难说,弗洛伊德那个东西出来之后爱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办了,欲望就出来了。教育更不要说了,教育要花钱呀,总是家长要算算我交这个学费还能找回多少来,是投资和培养劳动力。这样,表面上爱和教育构成的市民家庭看起来是自愿的,可是哈贝马斯说最容易倒台的、最不稳定的结构就是这个自愿的。你看我们今天果然印证了哈贝马斯这个话:结婚要公证,公证财产,以便离婚时各拿各的走,这是自愿,但这个是最不稳定的,有巨大的不安全感。但是,这同时也极大的解放了人的欲望,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嘛,这是市民家庭的两面。市民社会表面上摆脱了国家、外在权威的压力,但是,它却把外在的压力内在化了,把纪律内在化了——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和福柯是相同的。纪律的内在化,表现为心理学、精神病学的兴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需要补偿。我们中国现在也美国化了,社会市民化了,心理医生也兴起了。家庭里两口子很长时间我忙我的、你忙你的,有一天找一块,“咱们俩得聊聊了”。聊聊什么意思?传统社会聊聊什么?在农村,聊什么聊?下地回来,第二天再下地呗!有什么可聊的?不是说农村社会愚昧,是说传统社会心理的压力没那么大。但在市民社会你过一段时间得聊聊,得好好谈谈,沟通沟通,否则的话,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压力太大明天第三者第四者都出来了。这聊聊之后,书信体日记体第一人称产生了,而且有了读者,这个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基于契约关系带来的深刻的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因此第一人称的叙述、书信体和日记体,它们是对于契约关系的一个包装和一个补偿。这样的东西马上就得到了商业上的考虑,传记的形式、心理描写的形式、经济人对于欲望的吐露,这样通过第一人称产生出来的东西,立刻在所有的市民家庭里成为畅销的读物。《少年维特之烦恼》、卢梭的《新爱洛依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一人称在热烈地吐露自己的欲望,同时一个客观的声音说:啊,尽管他(她)感到压抑,他(她)的欲望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这个家庭还是完美的,还好还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我们中国今天充斥着这种市民社会的文学,《空镜子》、《过把瘾》还有更精致的《花样年华》啦,都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压抑,说不好听就是满嘴自由民主,满肚子男盗女娼,真压抑啊!整个社会就是一声叹息——有个电影是不是叫《一声叹息》?中国现代小说中学这个学得最好的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祥子想自己挣辆洋车,一个出租车司机想要自己买辆车,好好奋斗。祥子是自由的,自由得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没有别的资本。小说里面第一人称是祥子的内心,祥子每天盘算、计算、攒钱,但还有一个客观的声音说,祥子啊,你怎么这么倒霉呢?最后也没有买上车,最后祥子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住,祥子的欲望背叛自己的身体,跟着虎妞跑了,惟一的资本也没有了。《骆驼祥子》就是最早的《一声叹息》。
所以,哈贝马斯的看法是文学中的两个叙事角度,表现了市民家庭的两面,契约关系和激发出来的欲望,不安全感产生的诱惑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它是对市场和契约关系的一种安全的包装,同时也是对它的讽刺和批判。你看英国的艾米莉姊妹是这样,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也是。所以市民社会的史诗叫fiction,我们翻译成小说,这个暧昧的词就表达的这个意思。它是真实的吗?它是虚构的吗?它是欲望解放的召唤吗?它是爱的抚慰吗?它是对你的引诱吗?是对你的压抑吗?它是对这几个的统一。所以它是fiction。
哈贝马斯最后落到神来之笔,就是指出私人卧室和家庭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是对文学的第一人称和全称叙事的一个隐喻。这话说得太狠了一点,你们仔细琢磨一下,这意味着所有的市民家庭当中,每个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有隐私和不可告人的东西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不能随便翻你儿子的抽屉,也不能翻你爱人的抽屉了,这里没准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到全家活动的场所还是全知叙事,而到了每个私人的卧室,那就是第一人称叙事了——你说还有比这个说得更形象的吗?
市场:将把我们带进一个什么社会?
第四部分他讲了跟我们有关系的,市民社会的文学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转化,这个转化说明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混杂的东西,它不能说是一个共同体,也不能说是个纯粹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都不能单独概括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资产阶级政治领域是个什么东西呢?哈贝马斯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政治领域是一批有欲望的个人按照自愿的原则和按照法的规范参与公共的活动。这样的说法绕了好几个弯儿,但是我们把它拆开看,什么意思?首先就是说这是个非常灵活的东西,像fiction一样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域充满了叙事,充满了包装,充满了欲望,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压抑,我这样说是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域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目的不是道德,而是维护个人自由——不但是好人的自由,而且特别是维护坏人的自由,自由是最高也是最终目的。像笛福说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即使是诈骗,只要是民不举官不究,也没事。完全可以说,这是私人领域的事,是我个人的事。我诈骗了,我偷了,但是谁告我了?领导来找我谈了吗?警察来找我了吗?没有,没有就没事儿。挺好,私人领域的事儿嘛。这是资产阶级政治领域的一个特点,只要没经过法律,没有犯法,就没有问题,谁也没办法。你们都知道美国的辛普森,打橄榄球的,夫人被杀掉了,全美国人民几乎99%———— 除了那几个律师以外——都认为是他杀的,没问题吧?唉,律师辩过来了,不是他杀的,这就没有犯法,什么事没有。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领域的特点,只要是官不究,民告都没有关系,就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就要保护他的自由。所以,笛福说得最形象,他说,诈骗,在某些场合是必要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是说市民社会有强烈的自我保护色彩,保护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