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三界内
作者：刁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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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傅英是个早慧的孩子，她成为大学少年班里的本科生时，比她大一岁半的哥哥还常常在爸妈跟前撒娇耍赖呢。少年班也叫神童班，一帮十三四五岁不等的小孩，夹在那些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成人中间，在校园里构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五年以后，当已经高出妹妹一头的哥哥终于也趾高气扬地成了大学生时，傅英的硕士研究生都念一年了。
傅英出国，是这时候的事。
作为优秀学生，傅英是被公费送往美国的，在硕博连读的三年时间里，她必须完成一般人至少需要五年才能完成的学业。待美国的学习结束以后，她将直接回到母校，回到系里，主持届时将由药物分析实验室分离出来的毒物分析实验室的工作。学校对她寄予厚望。系主任找她谈话时，郑重地说：“如果不出国，毒物这一块，国内已经没人敢教你了。”
其实傅英不想出国，那么老远，人生地不熟的，她生活能力又那么低，谁照顾她呀。她终究是个刚刚二十岁的大孩子嘛。她知道许多同学都渴望出国，她试图把这个人人觊觎的名额转让出去。“主任哪，其实我没那么优秀，”傅英发自内心地说，“我就是闲着没事，在实验室待的时间比别人长，别人要是也待这么长时间……”
“不对，”主任打断她的话说，“你对毒物，有种特殊的感觉，如果你掌握的设备更先进些，你的潜能深不可测。”
傅英觉得压力很大，但她是个刚刚举拳头宣过誓的共产党员，她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但直到上飞机，她还一个劲地冲主任嘟囔：“那我回来后，千万别让我主持毒物室，我不会管人更不会当领导，我除了做实验啥也不行……”
可三年以后，到了傅英该学成归国的时候，却没人能见到她的踪影，新学期开学挺长时间了，系里才收到她一封短信，表达的意思还半明白半糊涂。“对不起，暂时我不能回国工作，我辜负了你们，请原谅。”这是明白的部分。“现在我知道了科学的天地多么广阔，我感谢你们送我出来。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期待着系里毒物室的早日建立，届时我将倾力回报。”这是糊涂的部分。首先，提到科学天地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数典忘祖弃规违约的理由吗？其次，单提一句毒物室是什么意思，是要提醒系里别食言，如果她回来，一定得给她把毒物分析实验室搞起来并让她当头头吗？最后，倾力回报是什么意思，如果系里的毒物室建了起来，她也如愿作为头头主持工作了，那就算是回报了吗？要知道，一年半以前她回国那次，虽然来系里了，可除了带回一堆看起来让人头疼心烦的英文毒物分析资料，连盒美国巧克力都没能拿出来请大伙尝尝。
系里老师们得出的结论是，乖乖女傅英学坏了，在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待了几年，她变成了一个没有信誉的人，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一个硬拿不是当理说还花言巧语为自己开脱的人。
不久后，有学校领导去美国公干，访问傅英就读的波士顿大学时，顺便找了一下傅英，可没找到。不是有人有意隐瞒，是的确没人知道她去向，波大毒物实验室的人只是一个劲地说，那个瘦瘦小小的东方女孩，是个毒王。学校领导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傅英称作毒王，可他不懂英语，不懂化学，不懂药也不懂毒，他只能想当然地把傅英与美国电影里那些性格变态的吸毒者或投毒害人的黑帮杀手联系在一起。他不敢再打听傅英了，怕人家指责他的学校把个罪犯派了出来。学校领导回国以后，私下里，便有两种说法流传开来：一，傅英已经叛国投敌，很有可能去了台湾，当了间谍，成了一名职业杀手，如同有人擅长射击有人精通刀术一样，她的专长是给人下毒；二，傅英在美国染上了毒瘾，和几个黑人墨西哥人一起同居，每天只以大麻吗啡海洛因为食，体重已不足四十公斤。直到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几乎所有出国的学生，不论自费还是公派，不论去欧洲北美还是日本澳大利亚，但凡活得下去的都不回来了，人们这才不再不着边际地想象傅英，人们只是慨叹道：“她那么小个人，那么单纯质朴天真无邪，却原来比谁都狡猾都有主意，她真会伪装呀。”再后来，好多年就过去了，不仅出国留学不再新鲜，连“海龟（归）”、“海带（待）”都不新鲜了，母校的人也就把傅英忘干净了。
有一次，国际奥委会在瑞士召开一个反兴奋剂会议，与会代表里只有两个女人，且都是中国人，一个是来自中国北京的体育官员，另一个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毒物分析室第三实验室的专家傅英。两个中国人一聊，虽然一个比另一个大了十岁，可她们不仅有着相同的母校，还是同一年迈进大学校门的，只是一个学哲学一个学化学。一天晚上，俩人聊天时，体育官员不解地问毒物专家：“快二十年了，你只是刚出来时回去过一趟，为什么？”
“我是一个没有信誉的人，”毒物专家满面愧色地说，“我要惩罚自己。”
傅英说，当初在波士顿硕博连读时，她与一个加拿大同学谈起了恋爱，本来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结束学业后一同来中国服务。可毕业前夕，那加拿大小伙子陪导师来中国工作了一个多月，回美国后，就改了主意，坚决要求傅英留在美国，或随他去加拿大。他的理由是，傅英是个毒物天才，只有搞毒物分析才能做出成绩；但在中国，即使毒物分析工作搞得最好的大学，专业程度也太低下，设施不完备还相当落后，好多人共同使用一间实验室不说，配置的仪器更是国外多年前淘汰的旧货，根本满足不了工作的需要。其实傅英心里也清楚，三年前，系里把建毒物室的计划提出来，差不多就是个人人心里明白但又都不好意思点破的玩笑，它来之于领导的脑子发热一时冲动；当初的学校，根本没那能力。三年后，学校也许有了能力，可据说，新换的系主任对发展毒物实验毫无兴趣，那个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新主任说，敌敌畏、毒鼠强啥的，我拿舌头舔舔都能化验，还用专门设个科室？咱精简机构还来不及呢。傅英只能和未婚夫吵架，说那我也要回去，我不能做个没有诚信的人，不能背叛母校放弃祖国。加拿大小伙子找出各种理由，全力阻挠未婚妻归国效力，他说我不是为我，我是为你的智力负责；即使你不和我结婚，不喜欢在美国或加拿大工作，我也希望你能去一个可以发挥你才干的地方。这之后，他又承诺道，只要你母校的毒物室建了起来，需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需要的话，我们就给予物质捐助——以我们俩当年的全部收入为标准，争取用三倍或四倍于那笔收入的钱，买一台好些的仪器送给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傅英只能以这样的方法安妥良心。但她对未婚夫说，我们去加拿大吧，美国虽然更适合我们，可留在这里，就总会有一种特殊的耻辱感让我不得安生。这之后的多年里，远在加拿大的傅英一直通过当记者的哥哥替她关注着母校，关注着母校那个不知什么时候会重新列入筹建计划的毒物分析实验室。
傅英从瑞士回加拿大不久，有一天，哥哥的电话打了过来。一般情况下，与家里沟通信息的越洋长途，都由傅英打，傅英收入高，加拿大的话费也比中国便宜。
“小英呀，你们学校的毒物室已经上马了，他们觉得现在中国吸毒的也……”
“毒物分析不只与吸毒有关，那太狭隘了，毒品只是毒物分析中……”
“好好好，你别给我上专业课，我只是如实转达。你们系的头头找我了，要你的电话，想和你商量让你当客座教授的事……”
“哥，你别给他们电话！”傅英在电话里喊。
“我没给，”哥哥说，“我说了，总有一天，我妹妹会主动找你们负荆请罪的，虽然她当年失信于你们了，可她一直没忘你们对她的培养和信任……”
“对，你说得很好……”傅英哭了。
一年后，傅英和丈夫作为联合国的专家在西亚工作期间，利用一周的假期回了趟中国。在家乡的城市住两天后，哥哥又开车专程送他们前往傅英母校所在的城市。他们看到，傅英的母校早焕然一新了，漂亮得如同一座花园，化学系也早已改名为生化学院。他们先没惊动院方，而是径直跑到造型别致的实验大楼，打听毒物分析实验室设在哪里。“毒物室？”没有学生知道学校里还有一个这样的所在，“肯定没有，”一个像当年的傅英一样瘦瘦小小的女研究生说，“做毒物就在这些普通的分析实验室里，我刚做完一例冰毒实验呀。”傅英和她的丈夫一脸茫然，可哥哥已经意识到了怎么回事，他催妹妹妹夫赶紧离开，说院里的头头都是新人了，不见也罢。这时傅英也似有所悟，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便说，院领导她还是要见的，不认识也得见，“对不起”这句话，她一定要当面说给一个能代表学校的人；但她不想让哥哥和丈夫目睹那场面，她让两个男人去车里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