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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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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制以来的各种迹象分析，工人的要求包含着对于企业前景的基本判断，而这些判断已经或正在为发生的事实所证明：第一，收购方承诺收购后半年内投入6000万元用于发展，但至今分文未兑现；2005年8月间，该集团董事长更明确向市政府表态不会再向通裕投资一分钱。第二，《转让协议》第七条规定：“继续聘用原通裕集团的经营层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按现代企业架构由董事会重新聘任职务，聘期为三年。如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原则上继续聘用。”“对通裕集团经营管理层实行任期目标制的年薪制，其年薪水平和任期目标都不低于扬州市政府已实行的标准。”（47）这些条款显然是在谈判过程中资方为收买或笼络原集团经营管理层而提出的，但事隔半年之后，除了原先直接参与收购过程的财务总监和资方无权任免的党委书记外，其余的副总等领导成员已经全部下放或免职，曾经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向职工代表做报告的原总经理也不得不在就任不到三个月的时期内被迫离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一千多名企业骨干（员工）先后被迫离开工厂，他们表面上是为领取身份置换补偿金，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对工厂的未来抱有很深的悲观态度。
在改制之前，通裕集团是扬州市10大重点骨干企业，年利税6000万元，在全国同行业综合实力排名在前30强以内，是扬州市纺织行业最大的企业和仅有的国有控股企业，在江苏省棉纺同行业排名前5名。但改制之后，由于人心不安，管理混乱，生产骨干大量离岗，开机率不足，生产质量严重下降。尽管职工对原董事长严重不满，但以陈忠为总经理的管理层至少是一个技术型的管理队伍，而现行的管理队伍则是一个缺乏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的管理层。事实上，11月中下旬起，通裕集团所属的裕祥针织厂已开始在网上拍卖。这一现状也正是广大职工要求首先兑现身份置换补偿金，而后再解决劳动合同问题的真正动力。
企业土地、房地产开发与市政规划
通裕集团在改制前年销售额为8亿元，利税6000万元，只要能够维持生产的持续发展，即使没有大的发展，收购方也能够迅速收回收购成本，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无论收购方收购通裕集团的过程存在多少问题，这个集团为什么会听任企业的生产和质量滑坡，生产技术骨干大批离岗？尽管存在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但通过对工厂的实地考察、对扬州市城市规划的初步了解，以及收购方作为一个房地产集团背景的分析，我们不难猜测其中的奥妙之一：通裕集团的地产和扬州市政府关于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划至少也构成了这一收购案的另一要素。
通裕集团占地面积25.3万平方米（380亩），其中市区228亩（划拨土地210亩，出让土地18亩），公司有厂房等建筑13.81万平方米。该集团地处扬州市区南侧，靠近市区中心和生态链荷花池—古运河一带，是房地产开发的极好区域。我们在实地考察时发现：通裕集团市区的228亩土地和厂房周边完全被几个较大的房地产开发区所包围，已经是这一市区内唯一的大型工厂。根据扬州市政府的发展规划，扬州市区的工厂将陆续搬离市区，前往西郊的经济开发区或其他地方。目前市区地产价格在每亩200万元以上，通裕所属的市区228亩价值近5亿元，如果开发房地产则有难以在此计算的更大的利润空间。如果扬州市政府按照市区规划要求工厂拆迁，则市政府必须支付相应的搬迁和安置费用，提供相应的空地以建设新的厂区。这些问题大概已经在收购者的盘算之中，也在市政府某些官员的了解之中。
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疑虑，政府和企业当局的回答是：这些土地大多为划拨土地，不能随意更改用途。但在全国范围内，类似的划拨土地转作他用的情况非常普遍，手续也并不复杂。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按照国家和当地土地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改制企业占用的原主体企业的行政划拨土地，只要不改变土地用途，经所在地县级（含）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需要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依法办理转让手续；需要改变用途的，应按照《划拨土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核定，改变后的用途符合《划拨土地目录》的可急速以划拨方式使用，不符合《划拨土地目录》的，应依法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允许将土地出让收益用于支付改制成本，具体办法由各地人民政府制定。”（48）在这里，政府已经为土地的转做他用提供了方便之门，而“具体办法由各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条文也为当地政府与企业之间就土地问题达成各种协议提供了政策基础。扬州市政府在2003年发布的《关于市直工业、商贸流通企业深化改革的政策意见》规定：“企业可根据国家政策、改制形式和企业实际，选择适合企业改制和发展的土地使用权处置方式，一般以出让、租赁方式处置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按用地性质不同，由市场定价，工业用地如今后改变用途，需补交地价。”“以出让或租赁方式处置土地使用权的，由改制后的企业办理出让和租赁手续。办理出让的企业一次性交纳土地出让金有困难的，可经批准给予一定比例的优惠。可分期交纳，但首付款不低于50％，余款不超过二年付清。办理租赁的，可按国有土地使用权租金最低保护价格标准交纳租金，交纳有困难的，从批准之日起免交三年。”（49）凡此种种，再加上市政府为招商引资和建设城区的城市规划，通裕集团所属土地逐渐转向房地产开发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扬州市政府目前一方面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力度建设城区和周边环境，为招商引资提供条件。扬州市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已经改制的工厂企业中，除了大量已经破产和倒闭的企业之外，其他改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均面临困境。扬州亚星集团与顾雏军之间的交易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顾雏军的被捕也暴露了扬州工业改制的问题。所谓改制，在地方经济范围内，不仅是对企业产权性质的改变，而且也是对原有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改变，即以招商引资、项目引进为杠杆，彻底转变当地经济结构，但原有工业基础的破坏未必能够换来新的经济活力和发展，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广泛的重视。伴随着自主性的工业生产体系的瓦解，通裕工人的历史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四、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江苏通裕集团公司的改制已经告一段落。从2004年7月26日爆发的罢工请愿运动至今已经又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里，工人们还在继续上访，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我的手头就收集了数十份这样的报告书、请愿书、公开信和呼吁书，有写给市政府的，有写给市纪委的，有写给纺工局的，有写给省政府的，有写给中央纪委的，有写给集团领导层或党委书记的，有写给广大职工的，也有写给收购方的。在那份三百多人签名的短短的请求书上，工人们一笔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正逢年三十，风雨交加，寒冷异常，但来签名的工人络绎不绝……他们希望国家和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个“说法”、一个正当的安排。这些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翁”现在通过所谓市场改制落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但他们并非天生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完全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以上述方式进行的所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制与“弱势群体”的创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宣告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转变。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在许多国家占据支配地位。这一论述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形式民主等理念批判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传统，反对大众民主和一切社会主义遗产，并通过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力量改变了战后西欧的社会体制。在1980年代后期，这一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激发起长久的回响，逐渐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市场体制的形成包括两个基本方向：对内，国家通过放权让利、发展企业自主权、鼓励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将市场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外，通过外贸和金融体制改革，逐渐地将中国纳入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全球市场关系之中。这一进程触及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共同地证明了市场扩张与国家之间的悖论关系：一方面，没有国家的政策调节、法律体系和政治保障，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几乎难以想象；另一方面，市场体制对国家的依赖同时也是权力与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从这一视野出发，我们看到了国家体制与市场创制之间的一种奇特关系：市场扩张过程与“反市场”力量（国家干预）的相互依赖和互动。在这个意义上，用市场/国家的二元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市场扩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