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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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女子能否被上海合法接纳为上海人的关键，电视台对此极为敏感。
我们看到导演对谌孟珍反复追问，片中还特别上了一段对北新泾法庭书记员朱琦良的采访：
“记者：外地民工和上海人的婚姻纠纷这种……
朱琦良：挺多的。
记者：一般都是些什么情况呢?
朱琦良：一般都是外来妹到上海打工，嫁给上海人，一般生下孩子没有多长时间就破裂了。
记者：是什么原因呢?
朱琦良：性格不合，婚姻基础不牢，结合的时候各有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见，这个焦虑是一直隐藏在后面的，它是城市甄别机制的动机，所以大众传媒首先敏感的是外来妹是否有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进入上海。上海并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准人原则，它是上海人优越感的来源，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认为：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幸就是做外地人。这种优越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味，它发生于中国晚清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中。庞大的农村中来的打工者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里是隐形的存在，因为城市在计算人均收入的时候只按照户口指标。因此，从乡村来的打工妹要成为被户口证明的上海人，唯一的渠道就是婚姻。“上海人”，作为一个似乎不同于中国任何一座其他城市的称谓，是这个城市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界定，而上海的大众传媒则是这个城市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个先见已经构成了整个片子发展的动机。
作为上海作家的王安忆对上海作了这样的解释：
“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怀念乡村，做着还乡的梦。人性的萎缩与堕落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通病，可是涌入城市的大潮源源不断。城市提供给人最多的是生存机会与可能，城市是效率最高、生产力最强的部落，与人的第一需要——生存，息息相关。上海是世界上无数城市中的一个，它牺牲活泼的人性，冒着堕落的危险，承担起无数贫困乡村的生计，为一个农业大国有限的产值增添可观的数字。它很少兄弟和伴侣，它的困窘与拮据日益加深。因此，上海人便不自禁地紧张起来，睁大了戒备的眼睛，带着排斥的表情，他们变得不宽容，不接纳，不友好，气量狭小。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只有祝愿我们的上海富强，昌盛，天天向上。”(见王安忆《寻找上海》一书中《疲惫的都市人》，学林出版社，上海，2001年，第154页。)
在同情的理解下对城乡关系进行叙述，王安忆这里的表述比较委婉，却也似乎无力摆脱一种既定模式的阴影。城市有永远的还乡梦，因为它是从乡村来的(看一看今天城市对农村的圈地狂潮吧!)，但是城市里的人性萎缩和堕落也正是因为乡村的存在，这是一种压力，它使得城市无法洁身自好，正因为有从乡村中不断涌来的人流大潮，城市就永远陷在犯罪的恐惧中，大众传媒就会永远在报道那些外来人口的犯罪。而上海是这样的城市，它承担了拯救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命运，上海人的小气和排外正是这个命运的副产品。这段话为这个城市为什么需要一个甄别的机制给出了一个注脚：上海人的注脚。这个注脚有它强烈的现实意义，意识形态永远有自己的物质性，今天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在承受不堪重负的人口压力。由此可知，一个城市通过大众传媒表达的自我意识，并不仅仅是官方意志，它同时也弥散在这个城市中，与每一个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和利益息息相关。但是，在这种城市认同背后的问题是：对于一个汪洋大海的乡土中国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上海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乡土中国对于上海又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对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理解，一个无法逃避的尖锐问题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深刻地内在于城市之中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艰难开展，中国的乡村是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付出了沉重代价的，这恰恰是一个基本史实，无法抹杀。然而，这样的史实无法直接进入到面向西方的现代化城市的自我认同中，但它的现实性却不会因为受到压抑而消失，被压抑的意识会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伪装地潜入主体，这就是王安忆所说的“堕落的危险”，那是当它与乡村相遭遇的时候，上海对此有一个自我命名：孽债——它来源于上海作家叶辛的知青小说《孽债》，并由上海的女导演黄蜀芹改编成同名电视剧而轰动一时，是少有的由上海本土生产并成功的电视剧。它说的是这样的故事：当年上海知青在云南插队的时候，留下了一些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结伴回上海找爸爸，这些云南来的孩子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无法消解的“孽债”。
与电视剧《孽债》相比照的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电视纪录片《不了情》和《情未了》，它们是一个真实故事的上下集。一位当年上海的知青为了回上海，把初生的女儿和少数民族的妻子留在了西双版纳，现在电视台导演的帮助和陪伴下，长大成人的少女来到上海与素不相识的父亲会面。它们在上海播放时同样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果，因为无意间拨动了上海这座城市最隐秘也最复杂的心弦。当上集《不了情》播出后，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企业家和社会人士纷纷介入，他们为经济困窘的父亲提供接待女儿来上海的援助，使得故事的叙述和走向因此而改变。在下集《情未了》中，我们看到的是来到上海的女儿陷入一种公共关系中，她被领着参观资助者的企业和工厂，出席各种座谈会，而她和父亲之间的一种微妙和隐秘的私人关系却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来上海之前，她在镜头前表达了希望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愿望，因为父亲依然孤身一人，但是片子结束的时候，她已经执意要回到云南去了，镜头的介入和镜头后面的那些力量的介入改变了故事的可能性，推动故事叙述的并不只是人物自身的力量，永远不是。知青的故事是以一个时代的方式进行和展开的城市与乡村的遭遇与碰撞，也是空前绝后的中国现代性的故事。为什么“孽债”这个称谓会在知青一代回到城市并站稳脚跟以后的1990年代出现和被命名?它的意义在今天值得更深入地读解。
晚清以来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就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悖论，现代化的城市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其实受制于水面之下那隐秘、巨大而无声的乡村的存在，——它的潜意识的焦虑的来源。1970年代末期的知青大返城和198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民工潮，它们在巨大的历史差异中也呈现出某种历史的同一性。如果知青运动在今天的解读中仅仅是罪孽，那么，它和今天的民工潮所表现出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其实是同一种“孽债”：现代性的原罪。它既表明了今天的现代化城市需要否认它与乡村的同一性关系，通过疏离这种历史性来获得面向西方的自我确立和想象，同时也暗示了这种否定性的冲动所伴随的危险与不安，因为只要有乡村的存在就意味着沉没的恐惧和堕落的诱惑，一种无法割断和挥之不去的“孽债”，被无法忘却和否决的血缘关系提醒着罪孽的追讨与赎罪的压力，中国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