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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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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
“等女的把孩子生下来，通过科学鉴定来确定孩子是谁的。如果是男方的，女方就把孩子留下给男方，她一概不管。如果不是男方的，就请她把孩子带走，男方也一概不负责。为了今后事情真相的明白，特留此条为依据。”
其实，从片子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谌孟珍并不想给出孩子，她打官司的理由是要求得到孩子的抚养费，在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她提出的抚养费是60元，但是赵只愿意出30元，谌孟珍对法官表示60元一个月其实是不够孩子吃的，当然不够，“我要求60元是看重他”，“因为他那时跟我说，小孩是他的归他负责……”，“因为我是同情他，60元钱是绝对不够的，每个人都说我是戆大，60元钱不够的呀!”在法庭的调解下，谌孟珍接受了每月50元抚养费的判决。50元其实更多是带有仪式的性质，从一开始区区60元的要求，就可以看出这个官司更大的实质性并不是钱，她完全可以据理力争更多的抚养费，它的功能更多是对谌孟珍的洗刷和证明。就像她后来在《毛毛十岁》中所说的那样，要争的就是这口气。这正是为什么她愿意把自己置于大众传媒之中，她要让这个城市见证她的抗争和清白，这个乡下来的打工妹借助了这个城市的媒体来表达和建构自己，她在镜头前面的勇敢和不矫饰，让人印象深刻。有观众说：她真会利用媒体!的确，她和媒体的关系是复杂的，由于媒体的介入，她接受了婚姻，在法律上成为上海人。不能说成为上海人不是她所希望的，只是她的本意并不是用毛毛来要挟上海，因为这个婚姻其实更多的是上海的媒体和上海的观众所促成和期望的，谌孟珍与媒体，到底是谁在利用谁呢?
因此，十年后《经典重访》的节目现场，当主持人间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持她打官司的时候，谌孟珍的回答就特别值得倾听：
“我认为，你不管要我付出什么，我始终要记住一条，就是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必须要一个真理。因为我没有真理，你的说法全是不对的，没有根据，就凭你自己的心理想象，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不要我，也可以不要小孩，但是你必须得承认，这是最重要的，我可以帮你养小孩，也可以带着小孩走，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是错误的。”
的确，她说出了“真理”这个词，她认为自己是在讨还真理，它是这个“承认的政治”的核心，自我认同是以对真理需求的方式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谌孟珍恰恰是把自己放在城市的“他者”立场上来确立自我的，她是一个乡下人，但是她有真理，这个真理必须被承认。主体的意义来自它的真理性，差异的政治来自对差异主体真理性的捍卫，交往与承认的政治实践的前提首先是主体对真理的认同，这个真理具有不可让度的优先权，它不是从外部被赐予的，而是每一个主体在内部确立自身的方式。没有这个前提，这个乡下女子就无法以主体的方式进行这场一个人面对一座城市的抗争，谌孟珍是背水而战。在这个为了承认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中，她的确借助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但是这种借助同时也是一种角逐和争斗，这使得在《毛毛告状》这样一个由大众传媒所主控和主导的叙述框架中，我们依然可以辨析出她勇敢的抗争的身影：当她坦诚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动机的时候。
当时的电视纪录片理念，即纪实主义手法和对现实的真实性的尊重，给了谌孟珍直接面对镜头诉说的机会与可能，而这在1993年以前中国其他的电视节目形态中都不可能。也正因此，纪录片的镜头往往会溢出导演的控制，呈现出多重意义。现实本身的复杂和暧昧拒绝被导演的主观意念所驯服，并抗拒任何一厢情愿的主观解释，它陨铁一样无法消融地穿越导演的叙述框架，坚硬地砸在地上，从而使纪录具有了多元的解读空间。这一点，在今天反思纪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时候，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恰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新纪录运动的魅力，中国纪录片导演的幸运也正在于他们与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之间无法互相妥协和交融：这种碰撞的关系。回到王安忆的问题，如果要说今天的小说与纪录片的区别，这是重要的一点。然而今天中国现实巨大的客体性，已经迫使当代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必须重新反思和面对它们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真实”不是回避，而是如何以文学与艺术的方式重新定义。在这个意义上，真实与虚构并非泾渭分明，真实也可能被虚构，虚构甚至可能更真实。艺术的“真实”是对现实的理解与对话，这样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
在《经典重访》的节目现场，作为主持人的上海女作家王晓钰特别问谌孟珍一个问题：毛毛不听话的时候，你打她吗?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是从王文黎的拍摄手记中来的。谌孟珍很坦然地承认道：实在是急的时候也是要打的。主持人接着问：那么赵文龙呢?谌孟珍回答是：他倒是从没有打过她，这并不是说他脾气好，而是他从这件事情里，从十年前开始，始终还有一种心理的内疚感，好像去打她总归是更对不起她，十年了，毛毛再过分也不打的。这个回答并非有意，因为谌孟珍不太有可能看到那篇拍摄手记，但却彻底扭转了王文黎给出的那个歧视性的解释。在谌孟珍看来，她打孩子正是对待孩子的正常态度，而赵文龙不打孩子恰恰是因为他内疚，是他忏悔的方式。这就有力地颠覆了王文黎所描述的严厉母亲和慈爱父亲的家庭模式，谌孟珍以一种坦白诚实的方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主体性。因此，在这里“真实”与“真理”具有同一的意义，真实是弱者的真理，也是武器。在赵文龙和王文黎都拒绝在节目现场出现的时候，谌孟珍却接受了这种出场，在大众传媒中的出场。她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大众传媒来为自己说话，说出真实，来完成自我的认同呢?大众传媒挑选她的动机，与她对大众传媒借助的动机，这两者的确出自差异极大的不同立场，在不同动机的合作中，在合作的多个文本中，我们听到的是不同声部的声音，它们并不和谐地突破了一个整体叙述的压迫各自表述自己的意义。“他者”作为被表述的客体，却顽强地从客体的框架中表现出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这也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重要意义。问题是，我们是否学会了一种倾听与关注呢?
谌孟珍接受婚姻也是她身份认同转变的开始，接受作为上海人，也就是接受把母亲角色作为新的自我认同的来源，它要求谌孟珍的是某种隐匿与改变，《经典重访》中谌孟珍出现时，字幕打出来的正是“毛毛的母亲”。妻子的角色已经是附属的，也是欠缺的，因为赵文龙说过他在生理上是欠缺的。因此，谌孟珍对婚姻的接受，是一种类似祥林嫂捐门槛的行为，是一种以自我“阉割”的方式接受城市对她的规范，以此来获得承认和清白，城市索取了她的牺牲作为城市的入场券。这也是为什么《经典重访》的节目现场会请来居委会的干部参加，那么，捐了门槛的谌盂珍获得她的期望了吗?这位女干部如此说道：
“谌孟珍是一个很负责的女同志，虽然她是外来妹，但是她走进这个家庭以后，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