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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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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家庭的重担，作为妻子，她是照顾好了赵文龙，因为赵文龙是高度残疾，在教育子女方面，她把毛毛也教育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她是比较有负责感的，我们街道现在不是叫她们外来嫂，现在是现有人口管理……，你既然来了，我们就要拿你当自家人。就像媳妇一样，娶进来了，就要让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体化，像自己人一样。”
这其实是一种鉴定的程序，“居委会”成为一个公证机构，谌孟珍并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外来妹和外来嫂的代表被放在这个叫作“责任”的位置上，她也被证明履行了这个城市要求于她的“责任”。即便如此，关于谌孟珍的称谓却始终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游离，也在单数和复数之间互换，它说明谌盂珍的身份在“真正”的上海人看来依然暧昧和不确定。
对于谌孟珍来说，现在她只能依靠家庭获得新的认同的可能与实践。因此，她在《经典重访》现场中表现出对这个家庭的维护，她说，她和赵文龙蛮谈得来的，有共同语言，说他们没感情是没有道理的，她是在重申和证明从《毛毛告状》时就表明的对赵文龙的“同情”，这是维系这个家庭的基础——这个动机完全区别于导演对这个家庭的维护动机，这一点不应忽略。她说他们这个家庭比起那些有钱的家庭要好，他们从没有在经济问题上有过争执和吵架，她没有一分私房钱，因为她要钱的时候就能拿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她完全可以做主。其实这个家庭主要开支都是她赚的，她当然应该有主导权，——她是要通过宣称对家庭所拥有的自主权来表明这种家庭内部的认同，这是她获得新的主体意识最直接的资源。家庭是她与这个城市的对话方式，维护家庭就是维护她与这个城市的平等关系，正是通过家庭，谌孟珍在这个城市有了一个位置。她希望证明自己能够担当起这个新的身份。从以“乡下人”的身份向城市讨回公道和清白，到十年后的谌孟珍要表现出完全有资格做一个上海人，除了服饰和发型引人瞩目的变化外，最重要的变化是她已经完全说上海话了，《经典重访》中主持人特别用普通话问她，她仍然坚持说上海话。在这种坚持的背后，是她的全部心路历程。认同理论最敏感的就是语言，当谌孟珍说她和赵文龙“谈”得来，当看到她用上海话建构自己，上海话已经是这个家庭的日常语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内在于这个时代的对城市／上海的强势认同，它的背后是一个社会强势的政治和经济脉络，它挟裹了我们每一个人，而在这个强大力量的背后是已经完全沦陷了的中国腹地的广袤乡村。
谌孟珍依赖自我牺牲来获得新的身份：城市的身份，但是她的悖论在于，当她接受了这个强势的力量对她的召唤和塑造时，她恰恰得不到这个力量的庇护，这使得她新的自我认同从一开始就充满危机和分裂。家庭和电视台作为两个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谌孟珍为建立上海人的认同感所借助的力量，但这样的力量反过来正构成对她的压抑。家庭本身并不是一个与外界脱离的私人空间，相反，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公共化的私人空间，——谌孟珍为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和历史中，这个家庭其实是风雨飘摇。当谌孟珍从沦陷的乡村终于进入到城市的时候，她所加入的这个城市阶级正面临历史性的沦陷。《毛毛十岁》中，我们看到谌孟珍从乡下打工妹的身份转化为机床边的城市工人，而这个城市的工人正在承受着大面积下岗的命运，大量的工厂不断地破产、拆迁和外移，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在这个城市中正处于丧失的过程，她恰好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这个历史。赵文龙下岗，她自己也不断地下岗，十年中就换了十几个岗位，虽然她合法地转为城市人，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上海人”，却无法因此得到这个城市的平等待遇，“我们现在又没有文化，年龄又偏大，在职工人和外面用的工人是不一样的，没有四金，工资不一样，待遇不一样，就这样还没有人要，因为企业不敢用你”，“哪怕有两三年安稳的日子也好”，但这也是奢望，她反复诉说她不得不上班赚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毛毛没有人照料让她的心里充满悲苦。她的新的主体身份无法得到这个城市真正的认同，但她却为此背负着这个城市交付给她的十字架。在《毛毛十岁》中，谌盂珍坦言她对这桩婚姻其实蛮后悔的，因为日子太艰难了，总是提心吊胆过日脚。以前带女儿离开就离开了，不踏进这道门就好了，当然，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离开了。赵文龙面对采访说道：“中国的家庭凑合型多了，实在过不去，她要走我也没有办法，就这回事，现在无所谓，大不了结束生命，也无所谓，人总是要结束生命的，像我们这种人活到现在也差不多了。”作为“上海人”的“下岗工人”的丈夫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念，这就是谌盂珍必须面对的真实的家庭状况，进入婚姻和城市中的她所要承担的是残疾的上海丈夫和年幼的“上海人的女儿”。毛毛十岁生日的那一天，谌孟珍面对镜头流下了眼泪，她诉说着所受到的不公，她的生活的悲哀与艰辛。其实，十年后的谌孟珍之所以愿意再次走进大众传媒的强光之中，正是因为她面临危机，主体的确立并不仅仅是观念形态的，它必须以经济和政治的认同力量作为前提，否则，主体就会崩塌。在这个意义上，再次借助大众传媒来完成新的主体身份的整合与实现，应该是谌孟珍所希望的，但这是一个可能被实现的愿望吗?
谌孟珍在《毛毛告状》中勇敢无畏，是凭借她对自己“乡下人”身份的倚重，她对“真理”的信念和坚持。但是在一个“乡下人”必须依靠自我牺牲来实现“城里人”身份转换的时候，她面临的已经是一个不平等的前提，而一个不平等的前提可能是平等认同的基础吗?这正是谌孟珍的最大困境，它已经注定了谌盂珍悲剧性的失败。《毛毛十岁》播出后，又有很多人打电话给电视台，表示愿意给谌孟珍提供工作。我问《毛毛十岁》的编导，谌盂珍愿意接受采访，是否有希望电视台帮她找工作的愿望?回答是：从他们的理解来看，这个动机是存在的。那么，现在她有工作了吗?回答是：很难，因为谌孟珍很犟，她对工作是有挑选的，比如离家远的就不行，因为她要照顾家，她也会在一个工作中做了一段时间不满意后，招呼也不打(和电视台)就离开，有些地方她不肯去，因为觉得那里之所以招她，是想要利用她。如此看来，谌孟珍对大众传媒的力量并不是没有理解，她其实很警觉，知道它的伤害。只是，她并无别的选择。从《毛毛告状》开始，这就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它在这个城市中将继续野火一样开放和延续。这样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流动和回旋。只是这样的故事，在今后的日子里，还会以怎样不同的方式被讲述呢?
与秋菊的故事不同在于，谌盂珍从打官司起，就不是与现代性相错位的蒙昧的乡村女性，她的故事和命运本身是内在于中国的现代性的。近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并不是外在于现代化过程的，它早已经不是什么传统的封建堡垒，而是最深刻地被中国的现代性所改变和摧毁的荒原。乡村的凋敝和城市的繁华是这个社会以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