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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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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993年的上海故事
19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年，继南方的特区之后，上海的浦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进入超速发展的轨道，由此伴随的民工潮也越来越强烈地撞击起这座中国最大的沿海城市。这是一个城市大变动、大变革、大发展的前夜，作为中国最重要城市之一的上海开始承受巨大的社会转型的阵痛，充满了痛苦、焦灼与希冀。几乎所有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都无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个过程之中，并从此改变了命运。然而，在一个“摩登”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上海形象背后，一个平民角度叙述上海的可能性还存在吗?
正是1993年的初春2月，上海电视台8频道，作为当年上海最重要的电视媒体，在它的黄金时段开始了一个叫作《纪录片编辑室》的栏目，它也是我称之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在体制内确立的重要标志，这个时间点的确立并非偶然。这个运动以关注小人物和边缘人群为自己的主要特征。《纪录片编辑室》是全国开辟的第一家以纪录片为名的电视栏目，也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在体制内的重要代表。它在九十年代以来创作了一批以变动时代中的城市底层人物为题材的作品，曾创下过36％的高收视率，压倒电视剧，一时间街谈巷议，并因此成为上海电视台的名牌栏目，它有过这样的广告语：“聚焦时代大变革，记录人生小故事”。在上海市民中，它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这一年夏天，我从复旦大学文艺美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准备进入复旦新闻学院工作。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回到父母家中：安徽合肥，一个内陆省会城市，家里老人说起上海有一个《毛毛告状》的节目，不知道毛毛的官司有没有打赢，我由此感知这个节目的辐射力。回到上海，这个由《纪录片编辑室》播出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家喻户晓，结局是毛毛打赢了官司，但这时的毛毛不过是三个多月的婴儿。真正打官司的自然不是毛毛，而是她的母亲谌孟珍，一个遥远的湖南农村来的打工妹。故事从这里开始了它的讲述与被讲述的历程。《毛毛告状》也由此成为迄今为止这个栏目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一个无法逾越的顶峰。
1993年，正是从《纪录片编辑室》这个栏目起步，我开始了对中国新时期纪录片的研究，十年后我的书《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出版，而2003年的上海电视台拍摄了《毛毛十岁》，作为《毛毛告状》的续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和他们至今依然延续的命运还在这个我生活的城市中，与我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这个故事似乎像一个漩涡，凡是介入其中的人都不由自己地身陷其中。
本文试图从围绕这个故事的几个相关文本来探讨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一个城市立场的上海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乡村来的打工妹，它展开的背景是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民工潮为表现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表现的是城乡关系如何内在于城市的自我意识之中，而上海的城市意识是如何控制了这个故事中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又是如何被挑战的。最后聚焦在从乡村到城市中的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及其问题。
城市的“孽债”与被缝合的“大团圆”
1，女性的乡村与城市
《毛毛告状》表现的是一位湖南来的打工妹，与上海弄堂里一位残疾青年未婚生子。但是毛毛出生后，父亲认为自己的残疾程度不足以生育，不肯认子。母亲抱着3个月大的女婴找到法院打官司，在纪录片导演的介入下，为小毛毛做了亲子鉴定(毛毛没有到做亲子鉴定的法定年龄)，在摄影机前，父亲流下了眼泪，悲喜(悔恨)交加地认了女儿。该片的叙述采取的是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上集播出的时候，观众都在父亲到底会不会认子的悬念中，这使得下集的播出如一出苦情戏般扣人心弦。最后的“大团圆”结局给各方以充分的安慰。
作家王安忆说《毛毛告状》是她最喜欢的“纪实性电视节目”，她曾用《毛毛告状》来对比艺术创作中的问题，认为它推翻了文学中“很多虚伪的东西，假的东西”。在她看来，这个电视纪录片以“真实”挑战了文学：
去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搞的这部纪录片，我觉得它真的是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具有着真实的价值，它的真实把我们很多虚伪的东西，假的东西，错误判断的东西，都推翻了。譬如说它跟踪追拍的那个女人，毛毛的妈妈，她到上海来做短工，和一个残疾的男人有了这样的关系，然后生了孩子，那个男的却不肯认这个孩子，她就抱了孩子到上海来找，一定要孩子的父亲认她。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们小说和电影中很多的这一类，我们所谓的农村小保姆的形象。曾经有一部电影，得过“金鸡奖”，叫《黄山来的姑娘》，它所描绘的那个女孩子，那么温顺、那么贤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最后回到农村，得到自己应有的幸福。而《毛毛告状》这里面的女孩，全然不是这样子，她非常勇敢，她豁出去了，她才不管自己的形象如何，她就是要向这城市讨还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毛毛告状》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真实”，很多都是出毛病的。你们看，在生动的面目下的历史事实，人家纪录片也真实到这份上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到头来还是那个问题：小说到底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假如我们所做的不是说一定要反映真实的话，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并不是制造伪善，也不是制造虚假，这一点很清楚，但我们也不是制造真实，那我们究竟要制造什么呢?
我们过去对小说的观念看来不对，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我们如果是这样子要求真实的话，我们走啊走啊，就走到《毛毛告状》那里去了，就是说，彻底地放弃虚构的武器，向真实缴械投降。”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电影、电视、摄影等诸多艺术形式都先后不同地经历了对“真实”的追求，又都在随后的日子里，对这种“真实”进行质疑和反叛，这背后有一种共同的时代动机。在王安忆看来，作为对一个现实发生的故事的纪录，《毛毛告状》具有超越小说的“真实”价值，它逼迫小说改弦更张。王安忆把《毛毛告状》与两部电影作了对比，一是“不能再真”的《秋菊打官司》，另一是温良、忍辱负重的《黄山来的姑娘》。的确，这三部片子放在一起很有意思，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都是以女性的形象出现的，女性成为乡土中国的能指。
《秋菊打官司》名义上是关于农民上访的故事，但秋菊的动机其实被归结为男权中心的封建宗法意识，是因为乡干部踢了她丈夫要命的地方，但只要多少对今天中国的乡村社会有一些了解和体验的人都会知道，它和今天的农民上访，和现存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危机以及中国乡村社会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几乎没有关系。中国乡村不断发生的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冲突，由此源源不断的农民上访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现实性。而电影中对秋菊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喜剧式处理，把打官司的动机归结于维护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