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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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受到了批评，主要是针对她在片子中动用媒体的力量，使不到法定年龄的毛毛冒有一定危险做了亲子鉴定，是一种煽情，而且正是她的撮合使这个婚姻得以完成，显然这个片子极大地改变了这三个人的命运。面对这样的批评，王文黎大概并不认可，她后来一直拒绝就《毛毛告状》接受任何采访，也不愿意再拍《毛毛十岁》。该台有一档叫《经典重访》的栏目，是一个关于纪录片的谈话类节目，曾做过《毛毛告状》的主题，她拒绝出场。的确是她在片子中营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公平地说，这并不是仅仅出于个人立场和利益，难道大团圆不正是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希望看到的结局吗?
但是，王文黎促成的这个婚姻，很显然对赵文龙最有利，正如她在婚礼上作为证婚人时所说的话：“谌孟珍你虽然打赢了官司，其实你‘输’掉了自己；赵文龙虽说输掉了官司，其实你赢得了老婆和女儿，你才是最大的赢家呀。”与此相对照，谌孟珍在《毛毛十岁》里很坦然地说，我蛮后悔的，当初应该带了孩子跟别人，都是提心吊胆过日脚，那我宁肯跟别人，人家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比他好。在谌孟珍看来，她打官司的目的并不是婚姻，而是通过讨还毛毛的抚养费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初她是可以有选择的，王文黎的文章里也说：片子播出后有人向谌孟珍求婚。但是这样一来，毛毛就不是赵文龙的了，而只有通过婚姻，即便谌孟珍走人，毛毛却是属于赵文龙的。这就是为什么王文黎要把赵文龙塑造成一个“人格”完善的父亲，这是为提防谌孟珍出走，让赵文龙获得毛毛提供一个埋伏的合法性论证。只有这样，这个城市才有资格从道义上赎回它的孽债。
《毛毛告状》是以赵文龙的忏悔结束的：
“……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对不起她们母女，使她们吃尽了苦头：现在事实证明我是错了，希望通过您王老师请求孟珍的原谅。
我想和孟珍重归于好，建立家庭。在我这不幸的40年里能遇到孟珍这样的好的姑娘是我不幸中的大幸，才能使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做了父亲。这对我这个残疾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因为从现在起，生活中升起了希望，看到了将来。我会珍惜现在的一切。”
画面中是赵文龙的信。这个结尾已经预示了这个家庭的出现，它的前提是大众传媒力量的介入。浪子回头，通过这个城市孽子的忏悔，这个城市赢得的是什么呢?“城市的堕落”被城市所赎回，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有的人：导演、媒体、观众、赵文龙、谌孟珍、毛毛各得其所，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得到了一个令人安慰的解决和释放。这就是这个被大众传媒所缝合的“大团圆”结局的意义。在《经典重访》的现场嘉宾中有一位“搞妇女研究”的上海作家王周生女士，她谈对这部片子的感受时，说她十年前看的时候很激动，十年后重新看“我觉得还要激动，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刚刚我流眼泪了，特别是看到赵文龙哭的时候，我很能够理解他”。在她看来，正是由于电视台的播出，大众传媒的介入，不仅挽救了三个人的命运，而且拯救了受到命运不公正待遇的所有的人，比如下岗之类该如何对待等等；她认为赵文龙本应该高兴，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过他会有女儿，可是他却哭了，可见他是有良心的，——如此看来，赵文龙确实更能得到内在于上海的理解和宽恕，尤其是来自于城市中的女性知识分子。
当这个故事的叙述者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城市的立场上，这个故事本身其实是处于一个更大的隐形叙述之中：这就是从城市立场去想象和处理的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这正是这个故事在上海这座城市被如此广泛地消费的意义，它缓解了这个城市潜在的道德焦虑，也提供给这座城市一个满足道德感的渠道，这是当城市面对乡村付出代价时所欠下的孽债，——它体现在片子播出之前之后，都有包括摄制组在内的无数的人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和这个家庭，摄制组和各种资助者的资助活动本身就是这个片子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共同演绎和推进着对于这个故事的叙述。王文黎更是直接介入到这个家庭，当这个家庭出现矛盾纠纷的时候，她就会成为平息矛盾的人，是她像“亲人”一样维系着这个家庭的团圆。作为上海的观众，我们其实都是导演的共谋者，共同努力去缝合了这个大团圆的故事，这已经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故事。《毛毛十岁》中展现的是这个家庭的现在生活，虽然这个家庭有很多经济上的困难和现实的烦恼，但是这个家庭是好的，毛毛很可爱，她有父爱，有母爱。电视台需要以此来证明当初对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介入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这既是一个媒体的自我论证，也是对观众期望的一个预设性的满足。
从乡村到城市：身份与危机
但是，“毛毛告状”中“大团圆”结局在缝合过程暴露出很多自相矛盾的针脚，指向的却是某种残酷的真实和现实。《毛毛十岁》拍摄之后，王文黎的同事、纪录片导演余永锦先生担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看见》栏目的制片人，他也曾经想在栏目中做一期该题材的节目，但是拍摄了一次便决定放弃，因为觉得很难过，毛毛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轰动人物，媒体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是十年过去了，他们一家的境遇却仍然那么不好，这是件很尴尬的事情。谌孟珍并没有从出名中获得什么好处，她不断下岗，因为她有名，有些地方反而不要她；而有些地方愿意要她，却是因为她有名，想利用她。“大团圆”是电视台在消毒剂、紫药水和其他化学药剂的配合下所缝合出来的一个伤疤，它掩盖了创伤，伪造了愈合。但是，在伤疤的下面，是一种真实的痛楚。
在《毛毛告状》中，我们看到的是谌孟珍作为一个乡村女性以母亲身份被城市甄别与接纳的过程。但是，对于谌孟珍来说，她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对于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毛毛告状》里，官司对于当初的谌孟珍来说，其实并不意味着婚姻，而是一种洗刷。从片中，我们知道当年26岁的谌孟珍与40岁的赵文龙曾在一个工厂做工，是在工厂老板介绍下，并在赵文龙追求下开始恋爱，后同居，而谌盂珍的怀孕是矛盾的开始，赵在镜头前明确说道：“我认为我在生育上比较欠缺。”观众也可以看到他身体残疾的确非常严重，由此赵怀疑谌不忠，他在谌孟珍抱了孩子来找他的时候不肯见，并对导演表白：“这种人我还见她干什么?我一辈子打光棍也不愿要她，她是祸害，只会带来痛苦。”谌孟珍也一再提到赵文龙骂她的话：你这种女人在马路上都可以跟人睡。这是赵在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与王安忆对城市的“堕落的危险”的忧虑相类似：乡村成为淫乱的诱惑的象征。面对这种指责，谌孟珍其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她只有作为乡村道德价值的维护者，才能起到对自己主体性的维护。因此，毛毛对她来说是唯一的证明：她的干净，道德的和身体的，这是谌孟珍的出发点。“他以为我是乡下人，没办法找他了，”这时她的自我认同是“乡下人”。在她被迫回湖南老家生孩子的时候，她主动要求和赵文龙写下了这样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