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
作者：张汝伦 汪 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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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从创刊起，《读书》就有几副面孔：一个是文学化的，谈文论史，比较文人气；另一个是政治性的，直接去触碰当代的思想、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的，比如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就鲜明体现了后一副面孔。《读书》这后一副面孔一直没有变。我个人记忆最深的，是1993年冬天我们在华东师大讨论“人文精神”，满满一屋子人。我事先联络了沈昌文，他就和吴彬坐飞机来听，回去后来信说《读书》支持这个讨论，于是就有了一连五期的系列讨论。我今天重提这件事，是要说《读书》有这样全国性的声誉，还有了国际影响，主要就是因为它有这一副面孔。不管今后谁编《读书》，如果这一副面孔没了，就是销路再大也是失败。《读书》不是《读者》。
有人批评这十年《读书》的文章太“社会科学”了。我也有这个感觉。怎么看这个变化？还是拿我个人为例：最近十年，我给《读书》投稿不如1990年代多。因为国际国内的社会变化太大，看不清楚。原来那一套比较简单的世界观不够用了，需要学习大量新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写得少，不敢那么文学化地洋洋洒洒，也就很自然。从这个角度说，《读书》文风的改变，其实反映了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整体思想学术状况的变化。一本杂志能有这个代表性，恐怕正是杂志的成功。一个大国处在剧烈变动时期，如果不能有一个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讨论的空间，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样一本标志性杂志被改成一本无关痛痒、只是发发小牢骚、发发小感慨乃至风花雪月的杂志，那就太糟糕了。
蔡翔（上海大学教授）：我是《读书》的老读者，也是老作者，应该说对《读书》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十年，就像汪晖刚才所说，是中国知识界大动荡的十年，不仅知识分子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许多杂志也都介入了公共领域里的讨论，而我觉得在这些杂志中，《读书》始终走在思想探索的前沿。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化中间，《读书》能够始终和现实保持对话，而且主动介入许多重大思想问题的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它秉持了《读书》的一贯传统。
当然，在这十年中，《读书》对公共问题的关心，更多地是通过知识和思想层面的讨论，来展现的。过去，我们有些讨论过于情感化或者道德化。不是说情感不重要，没有情感的介入，所谓“知识”就仅仅只是“知识”。但是，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许多问题就很难深入。《读书》的讨论常常是在知识层面上展开，而且提供了各种专业知识的背景，这也是我读《读书》常有很多收获的原因，而且我也希望今后的《读书》能够继续朝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如果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导致了所说的读得懂读不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用“好看”来要求《读书》，这一要求就实在太低了。而且，《读书》三十年的传统也不是所谓的“好看”就能概括的，三十年来，《读书》一直致力的就是传播新知、关注历史和现实、积极探索中国的未来。所以，它不仅成为中国知识界最著名的思想平台，同时通过思想的传播而在中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知识群落。我以为，这才是《读书》最重要的传统。
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我算是《读书》的老作者和忠实读者，我认为刚才晓明对《读书》两个阶段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1980年代的《读书》和近十年的《读书》，其实也不完全是时间的问题。前者是专家写给热心于这些问题的外行看的，而后者可能更多的是专家写给专家和近乎专家看的。另外一个差别，我感觉1980年代的《读书》常常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缘行走，但是像刚才晓明说的，可能那个时候市场比较简单，或者说那时候变动刚刚开始，专家们可能对文化方向或者我们的时代没有很多困惑，觉得自己的目标很清楚。到了1990年代，巨大的变化发生了，对时代的认识成为时代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在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都出现过。我前段时间看《观察》。《观察》有篇小文章讲“时代”，用了十几个名词，就是没法用一个统一的名词。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就在巨变中。但在当时比较短的时间内，我们觉得我们走进新时代了，觉得没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感并不明确。我在一次讲演中也讲到，中国哲学研究现在完全失去了对时代的把握，有时被当作某种知识背景，被用来个人修身养性，但它就没有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我觉得《读书》在这十年确实是触摸了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希望以后继续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就个人经验而言，我倒是觉得1980年代的《读书》蛮难读的，流行学术新名词大多是1980年《读书》发明的。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他们谈“20世纪中国文学”，里面好多词呵，什么能指、所指、共时性、历时性，大家知道得特别少。到1990年代留学回来，因为自己受过训练，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某些文章的观点，但我觉得它们特别明晰，整个论证的展开对我来说更为有效。可能是问题很复杂，如果要有效展开，就不能不借助很多理论资源。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在通俗层面谈问题？这样，《读书》就变成一个——我相信这不是主编的意图——文人圈子，或者说同行写给同行看的东西。中国共同话语空间出现了一个断层。在理论的有效性和复杂性之间，怎么样做一个取舍，我觉得这是《读书》面临的考验。1980年代能够感知到的问题相对简单，容易用一个好像专业说给外行的方式谈，但是1990年代这个方法不再有效了，至少对专业之外的知识大众来说，他们会有他们的问题。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1980年代，大家的眼界和世界图景，总体来说还比较单一和整一，知识界能够统合起来，《读书》也就统合了各种各样的资源，表现出一种态度、立场、观念，甚至是文风的多元统一性，也就是晓明老师讲的几副面孔。那当然是个值得怀想的年代。但是如今，现实发生了剧变，知识界开始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现实立场以及写作趣味，与此同时，市面上也已经有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报刊。因此，即使你想回到1980年代一本《读书》一统天下的时代，也不大可能了，我个人甚至觉得，《读书》眼下也不必、起码不必过于追求这一点。倒是《读书》创刊二十八年来，一以贯之的中国关怀与知识关怀，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所以，我想接着张汝伦老师所说，近十年来的《读书》是更加唯一的，因为就像厚厚六本书明摆在那里的，在深刻介入中国当代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在全方位呈现新的历史与知识时空等等方面，这十年的《读书》都居功至伟。也因此，它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性的。
换句话来讲，如果说《读书》也的确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困境的话，其实，那更是当下中国的问题和困境，特别是知识界的问题和困境。比如，不少人说的“文学艺术类的文章比重下降”问题，就很大程度地因为蔡翔老师一直在讲的一个原因：1980年代中国是文史哲和心理学勃兴，而到了1990年代，则大有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开始成了主导性的学科。这多少也因为中国和世界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必须以知识化的讨论才能够应对吧。而且事实上，假如有一定的知识训练，你可能反而会觉得这类文章有来路，有学理脉络，容易把握，不是“看不懂”的。
当然，文学、艺术以及文化这些“轻”的领域，是格外牵涉到人的情感结构和感性活动，更为深刻地表征了一个时代的，而且它们对于年轻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影响力更大、更强。因而，如何抓住他们也实在是非常重要。这，或许应该算是我们对《读书》的更高期许，而不能成为否定《读书》的理由。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深刻地卷入到中国这十年来的变化中间的，在一定意义上，它形成了某种权威，不是那个威权意义上的权威，这在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今天是非常可贵的。比如说，汪晖谈到，《读书》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讨论的三农问题，今天农民问题至少被作为话题在讨论，新农村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局面的出现不能不说与以《读书》为主体的知识群体的关注相关。《读书》六大本里面所牵扯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曾经是遥远的问题，但是，今天是非常深刻的现实问题，或是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比如说大学的理念、学科化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里面知识共同体在用知识的方式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对这个社会发言，《读书》在这个十年中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读书》的话，这个中国还有哪些地方会发这样的声音，能起这样的作用。它凝聚了在这十年中间不断被边缘化的知识和思想的尊严和力量，有些甚至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作用。近十年的《读书》一直发行量很大，有人看有人想，有人看不懂，生气，不管怎么样，它使自己关心的问题成为有效的真问题，把被边缘的东西拉向中心，把被遮蔽的问题彰显出来。当一个社会过于偏向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拉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