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
作者：张汝伦 汪 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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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近十多年的努力，《读书》杂志与学院知识有连接却并不学究，尽可能快地对社会现实的变化作出一个知识群体所可能有的反应——虽然不一定都怎样深刻，却为日益科层化的学院知识群体提供了“有机”的可能；不让思想和知识的多种面向为西方主流理论所遮蔽，尽可能丰富地引入和彰显各种还在边缘的甚至不入流的思想和言说——而这些思想和言说对于应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不让知识和理论为某一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所占有和利用，而是尽可能深入地让知识和思想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作用——事实上也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了主要作用，使不少被遮蔽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或者仅仅是中国人的立场提出和思考问题，而是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大国的知识群体对于各种具有世界性的问题所应该有的宏阔视野和对“他者”问题的关心。——一句话，它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知识群体的刊物应该有的样子。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读得懂读不懂的说法，在当代中国是个有效的攻击武器。说不懂的人未必不懂，这本身是一种姿态，一种攻击性手段。这种说法其实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此前是“工农兵文艺”，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你明白晓畅，喜闻乐见。然后在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做了一次偷换，把借助人民的合法性，偷换成大众文化的合法性，要求你通俗易懂。我想，《读书》一开始就不是让人躺着看的。它到什么时候变成躺着看的了？什么时候又坐起来了？什么时候又站起来了？文学的比重是另一个问题。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扮演着一个何其超载的角色，它承担着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现实介入、社会批判等功用。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造就的，有1950到1970年代包括“文革”造成的历史成因：全民扫盲文学普及、群众是个运动，也许还要加上全民学哲学和用哲学。正是这样的历史前提下，文学和关于文学的讨论才可能呼唤出巨大的读者群。这种情况到1990年代已完全改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构变化。恐怕我们首先要谈历史、现实、特定的时刻，社会结构，然后我们再来谈一个杂志、一种文风、一种语言、一种书写的可能。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读书》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好看不好看。问题是制约《读书》的背景性条件发生了太大变化。这些变化至少有三：第一是公共文化界的消失。1980年代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界，提的问题很难用某个学科来限制，大家读的书都差不多，你读过的我也读过。但到了1990年代以后，公共知识界解体成为一个个所谓学科，虽然有些文章谈的是公共问题，但操的都是一些自己行业的“黑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就很难看得懂。读者本身也被专业化了，这是一个大趋势。第二是1980年代曾经有过的宽松环境如今荡然无存，好多问题成为了禁忌。当你试图表达什么的时候，问题不在于说什么，而是怎么说，越是专业化的表达，越是具有某种表达的自由。最后，1980年代有一个启蒙的基本共识，即使观点分歧，背后也有基本的共识，即汪晖所说的“态度的同一性”，对现代化的同一态度。但这些共识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消失，分化为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专业知识学科，甚至彼此难以通约的小共同体。专业分化可以说是一种知识成熟的表现，但意识形态往往会流于情绪化。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这些年《读书》的话题发生了转变，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和1980年代相比，杂志面临的语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譬如文化中心已经集中到某些大城市，而且这些大城市的文化具有某种支配性地位，所以读者和话题也往这方面集中。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讨论读得懂读不懂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内地的小知识分子，比方中小城市的中小学老师，他们还读不读《读书》？或者说他们读了《读书》之后的反应怎么样？像《读书》曾经好几次讨论过话剧，但这些话剧在内地根本看不到，即使在大城市演出，昂贵的票价仍然是让人望而止步。所以《读书》花那么大力气讲赖声川的戏剧，讲田沁鑫的《生死场》，许多人根本看不到，因此很难与讨论发生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这样说也许有点苛刻，但这一现象表现了一种文化语境的变化。199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到了大城市里，很多人都在高校里教书。武汉、兰州这些本来很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衰落了，因为北京、上海以及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把那里的人才像抽血般地吸引过来了，更多的青年学生则通过考研究生啊、找工作啊……也向大城市集中。这样一个人才大规模流动和文化中心的聚集，是《读书》这些年来不得不面对的背景。《读书》可以在知识上、理论上讨论这个流动的问题，很多有反思性的话题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但问题的严峻性在于，《读书》本身实际上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甚至这些年来由它引发的一系列讨论也可以看作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症候”。那么，《读书》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要和理解场域发生深刻变化联系在一起分析，才不会停留在低层次，才能更有生产性。
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还涉及到另一个理解的场域，那就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崛起的互联网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讨论中，网络的作用非常大。就拿我最近常常去看的“闲闲书话”来说吧，那里当然是以批评《读书》的言论为多，但有趣的是，第六期《读书》甘阳的那篇文章一出来，马上成为话题，引起讨论，甚至挨骂。其实骂也是看过了，看过了才能骂，不看怎么骂呢？所有《读书》的一举一动在网络上都可能引起很大反响，证明它还是被广泛关注的，这是《读书》相当宝贵的财富，当代中国恐怕没有一本思想性的杂志可以得到如此高的关注性，因此，《读书》和网络的关系，值得好好讨论。
戴锦华：1980年代初有一本杂志大家肯定都知道，叫《大众电影》，曾经发行到几百万份，但如今只剩了几万份，举步维艰。《读书》从1980年代到今天，它的订数是多少？基本稳定，甚至还有上升。可见在1980年代《读书》也不是大众媒体；也可见得在大众传媒分流读者的情况下，《读书》的读者圈并不比1980年代小。我想是个硬参数，得先说出来。《书城》啊，《万象》啊，都是读书类型杂志，也发过很多有锋芒的文章，都很好看，但却分别面临了发行和经营的危机。这是另一个硬参数。
许纪霖：公共性解体背后还有一个技术手段的原因。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公共技术手段是印刷媒体，但今天，特别是年轻人，更多通过网络来了解这个世界，因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公共”本身分化了。以前的中国知识精英有点像罗马教会，垄断了与上帝的沟通，像罗岗说的，通过《读书》来了解真理和知识。当年曾经流传过一句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这就是“罗马教会”。但今天很多年轻人完全可以把“罗马教会”一脚踢开，直接同“上帝”对话。他们现在英语很好，可以直接读原著，理解力也不比我们差，在网络上形成了各种同龄人的小群体。最重要的，他们得先把我们这代“父亲”杀掉，然后才有出头之日。虽然在学术体制里边，他们不得不承受所谓代际之间的压抑，但是在网络公共空间里，他们没有“教会”，也没有“父亲”，享受真正的自由。这些都是文化思想巨变的一部分。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有些人说《读书》是社会科学化了、专业化了，所以难懂了。这有点误解了，社会科学如果能把问题讲清楚，为什么会让人听不懂呢？问题是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同时需要写作者对问题有专门的研究。《读书》杂志这些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很有意义，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问题在社会层面有一个大爆发，需要知识界、思想界作出回应。《读书》将中国问题放到世界的、亚洲的背景中去理解，也非常必要。但我作为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文章看着不太舒服，不是因为觉得太专业化了，而恰恰是觉得作者或者是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太任意，或者是对中国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不错的问题被提出来了，但议论却是在比较情绪化的，或者是在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展开的，这不利于真正的讨论的展开。我想这里面有一些原因，除了编者、作者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较多埋头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缺少将中国问题与世界性问题对接、将具体问题提升到思想理论层面去思考的冲动或能力，也有的研究者是不习惯为学术刊物以外的杂志写文章。当然杂志可能也对社会科学界缺少相应的了解或互动。我希望《读书》杂志今后能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找一些真正对问题有研究的人来写一些给大家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