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
作者：张汝伦 汪 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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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近网上围绕《读书》的争吵，我个人感觉是看着挺悲哀的。如果说《读书》这些年来确实有转向，或者某种程度上存在共同体化的倾向，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和读者有“失家园”的感觉，这应该是蛮真实的。要害的问题是大家都缺少选择、缺少另建平台的可能性。现在别说另办刊物，就是以书代刊也困难重重。在这样的境况下，知识分子就只能为平台本身去争，相互耗，这真是可悲！
袁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1980年代特定的环境之下，《读书》成了领头羊。那时候我们的意识也很简单，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的思想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统一，看上去是统一，其实大家都没往深处想。随着走出国门的人多了，加上从国际上反馈回来，我觉得学术界最近十年是碎片化的时代，找不到统一大家的思想观念。从读者角度来评价，这十年《读书》给我的帮助很大，比如我比较欣赏冯象对法律的介绍，还有其它很多文章。我恐怕还想不出比《读书》更重要的杂志。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就算《读书》回到1980年代的风格，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因为其它种种原因，它也不会达到1980年代的那种成功。
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新图景
张汝伦：1990年代以来有句话经常被人引用，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好像19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都以专业自负。但有个形象让我一直忘不了，就是英若诚在《围城》中演的高崧年说：“我是搞科学的。”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就同现在我看到好些朋友一样：我是搞考古的，我是搞古文献的，好像这样一来就有不容质疑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现在大学里大家都很强调专业，这没问题，可这个专业到底关心什么问题？你最后想说明什么？没有人问。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社会科学化非常糟糕，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化。大家想一想，我们经常谈到马克思·韦伯。我们去看看他的传记，他一生关切着人类的问题、欧洲的问题、西方的问题、德国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但我们在专业性这样一种很漂亮的修辞和表达之下，缺失了我们对现实的关注。那么专业的内在动力究竟是什么？无非是在学术界扬名，掌握一些资源，然后做一个新的学阀学霸。
学术大跃进，最通常的产物是史。前几年，文学史估计有六十几种，哲学史也是这样。大家拼命地写，因为史是最容易的，你把材料堆起来就是一本史，可是一本史要探索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对这几年的《读书》也有一点小小失望，与这一点有关系。有些人拼命地讲所谓学术本土化，我对这个口号倒不是很赞成，因为怕引起误解。但是谈一点学术的独立性怎么样？大多数文章是介绍这本新书，那本新书，这当然很需要。但对西方的学术工业缺乏反省和批判，就可能把一些非常不恰当的概念拿来用。比方说“世俗化”，比方说“重建公民社会”，比方说“中国没有公共空间”，这简直是开玩笑了。《读书》最要紧的是给人提供一个反省和批判的头脑，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接受流行术语，和流行的事实描述。我们有那么多的现实问题，难道不能变为学术思考的动力？比方说一个人带着妈妈去看病的时候半路被人绑走了，去做砖窑工——我们当然不满足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来思考它，但这件事情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整个思想文化发展里的某种缺失。我比较羡慕印度知识分子，好像他们比较有自己的话，这事情我们其实也可以做。
汪晖：我在这里说话不代表《读书》，只代表我自己。说到1990年代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或者说，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不仅仅是说苏东瓦解、原来的计划经济破产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等等，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二十世纪曾经提供的各种政治模式几乎在今天这个时代失效了。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贫富的分化、区域的分化、城乡的分化，这是一个重新形成阶级的时代，但你会发现，二十世纪以分化为特征的政治完全不能出现了。我在这里说的是曾经有效的阶级政治，比如工人阶级的政治，农民阶级的政治，不同阶级的政治，以及民族政治，比如反帝、反霸、反殖的政治，以及与这些相适应的方式、运动、理念以及组织，总之，构成二十世纪最大动力的社会运动、社会斗争、社会批判的模式，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我们今天有抗议，但不能构成二十世纪那种政治意识和政治运动。社会分层意义上还有阶级，但政治意义上没有阶级。你甚至可以说，有贫富分化，但没有分化的政治。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由于地位弱小没有产生出新政治，就连资产阶级、有社会地位的富人阶级也并没有浮现出清晰的政治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1990年代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转型，它意味着构成二十世纪的批判运动本身的政治模式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经验，但不可能被简单复制。我们需要看到旧政治模式的失效，又通过历史的重新解读来形成新的可能性。一句话，我们必须想象和创造完全不同的新政治，才能面对今天的挑战。一方面是研究现实，一方面是解读历史，中国知识界的困惑跟这两面都有很大关系。
在1990年代，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是作为负面的、需要被告别的对象来加以处理。也正由于此，在知识领域，构成二十世纪政治的许多要素并没有被真正地作历史分析。很多人按照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学会，其实不过是为了论证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功能和作用，无法形成对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的新的把握。在这个时代，批判的前提也发生了很大危机，比如1980年代有两个主要的批判运动，一个是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前者以异化理论批判社会主义体制，后者以价值规律的学说论证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必要性；另一个是逐渐形成的体制外的新启蒙，它以介绍西方各种各样的知识为己任。这两个潮流的解放性和批判性均建立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统治的对抗之中。但1990年代以后，国家和政党本身发生了非常深刻的转型，简单的二元论已经无法把握今天的复杂现实和权力网络。不久前，印度知识分子查特吉在清华同我们座谈。印度最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在面临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时，也由于国家角色的转变而产生了分裂。要重新讨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护，就必然要重新讨论国家。原来最具对抗性的批判知识分子，忽然来重新讨论国家问题，在这个悖论现象中，他们发现原来的国家概念无法运用了，国家权力如今与资本、市场、全球力量相互渗透，我们应该从什么视野介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加上有全球化问题，霸权和战争的问题，它们与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何在？对于历史的再总结变得更加困难了。
历史叙述的合法性在今天关系到如何估价全球化、如何重新分析殖民主义历史、帝国主义历史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许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转化。二十世纪构成的明确的价值判断、是非领域，在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中模糊了。一方面讲左与右，一方面左右的界限变得非常不明朗。汝伦刚才讲西方的知识霸权，事实上重新叙述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变成一个问题。不光是概念，而且是怎么建立基本的历史叙述，这是价值危机的产物。经过了二十年的转变，我们变成没历史的人了；我们在不断叙述历史，但构筑不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叙述，提供不了所谓价值图景。在这个背景下面，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所面临的危机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中国知识界这些年的纷争，虽有很多不愉快的部分，但是透过这些纷争，我们多少发现有些东西在浮现，这是我从这些讨论中看到的最积极部分。比方说，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引导很多学生进入乡村，很多农民重新进行自我组织，很多历史资源就通过这样的讨论和相关的社会实践再次被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而言，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运动。没有这个自我教育运动，就没有重新叙述历史的可能性。2003年“非典”危机激发起的讨论也是这样。重新讨论医疗改革，一旦讨论深入下去，二十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历史里的一些相关要素就被重新激发起来。哪怕这些讨论有意气用事之处，但由于问题的具体性，成果是积极的、主要的。有这样的争论比没有要好得多，有不同观点的具体分歧比简单地谈什么新左派、自由派也积极得多。通过这些争论，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发生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