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
作者：张汝伦 汪 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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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新雨提出的也许可以置换为这样的问题：今天中国知识界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时，如何使用西方以外的资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中方立场来对抗西方的问题，而事实上西方的高度内在化，已使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直观的意义上来讨论中西方对立。所以我觉得不妨把新雨抛出来的问题进一步打开。我个人一直认为，日本研究决不意味着研究日本，同样，亚洲研究也不意味着研究亚洲。其实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地区资源来追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建构自己的知识立场？这个立场里面暗含着什么样的认识论主体？
罗岗：我们前几天正在举办一个有关本雅明的研讨班，与东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还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这次来的一位小林康夫教授在会议上说，他觉得很奇怪，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为什么要读本雅明？他觉得我们中文系办这样的研讨班，更不好理解了。我对他说，我们不仅读本雅明，同时也读鲁迅。在我们看来，本雅明和鲁迅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惊之下诞生的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整体性回应世界性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从来不说，谁是西方的，谁是东方的。我们既可以借本雅明的眼睛来看今天中国，也可以借鲁迅的眼睛来看今天中国。亚洲问题的浮现并不合适放在所谓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里来讨论。有一个韩国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在说亚洲共同体的时候，对应的究竟是不是日本、中国、韩国的政府所想象的那个经济共同体？如果是，那么我们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上次陈光兴先生来我们这里演讲，主题是把“亚洲”作为“方法”，当时引起了很多质疑。我觉得“亚洲”概念在提出来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想象，一个美国式主导的现代化方式与亚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是对抗，而是内在结构化的。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打破这个结构，仅仅依靠“亚洲”这样的概念是否可能？譬如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应该摆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台湾朋友喜欢提的思想资源，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陈映真。这当然很好，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比如说毛泽东是否可以成为思考亚洲问题的重要的精神和思想遗产。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说，这恐怕很困难。很显然，这有一个历史境遇上的差异。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境遇，同时把我们的问题意识带进去，与他构成一种对话关系。
张汝伦：日本研究也好，韩国研究也好，都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我们是讨论有没有人类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意识出了纰漏，我们认为人类今天的状态就是人类的宿命，你只要顺着它就行了，这是一个问题。当年雅斯贝尔斯就写了这句话：今天的世界状况不是终极状况。所以我觉得这里还的确不是——像罗岗说的，不是中西简单对立的问题。晓明刚才问：有没有另外的知识生产方式？我觉得实际上问的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存在方式？鲁迅在大学里总是混不长，没有一个大学是他满意的。很可能是大学体制与他不合。如果我们不能拒绝和打碎这个体制，包括研究方式、研究门类、研究类别等等，那么全球的学科生产是一样的，永远不可能有大家期盼的建构性。翻译成了一个繁荣火爆的学术事业，这非常不正常，也很说明问题，无非是急于要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同。很多学科分类莫名其妙，比方说哲学系，我问一个美国人关于黑格尔的问题，他说对不起，我是搞分析哲学的，黑格尔的问题得去问我的同事。还有全球划一的所谓核心刊物，所谓引征率，等等，这些东西你都很在乎的话，大概就没有建构的任何可能性。一位学者引用过米勒的一段话，意思是每个概念都出自不同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复制，这个概念你也翻译不出来。实际上，二十年代吕鶣批评熊十力的信里也有一样的话，意思是你开口本体论，闭口形而上学，你知道不知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是出于西方特殊的传统？你怎么可以拿来就用？可是吕鶣说了不算，米勒说了才算。美国人说的，德国人说的，就管用了，真是笑话。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们怎么会有所谓知识创造？不可能啊。
王晓明：第一个例子是最近在上海大学开了一个亚洲文化研究的会。一谈到城市化道路，举例通常是日本如何，韩国如何，怎样把农村人口比例降低到百分之几。对亚洲的理解成了中国推进城市化非常重要的支柱。恰恰是在这个会上，来自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的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讨论乡村。这凸现出一个问题：那么多农业国家，怎么可能与日本、韩国走一样的道路？第二个例子是印尼最近有一个讨论，检讨1960年代的印尼大屠杀，把大屠杀同苏哈托政变、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屠杀构成了资本主义在印尼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会让很多中国人惊奇。第三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个文化研究课程，上次薛毅讲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个同学就提问，说怎么来解释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大的危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他看来，那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城市资本主义以外的事情，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他以为危机一定要到柏林、纽约、芝加哥去找，整个亚洲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天天碰到的问题都与全球资本主义无关。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以前听外国人说，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没用，只关心自己的问题，对其它地方既无理解也不关心。这个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错的，因为我们看到，在今天中国新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包含着对亚洲，对其它地方非常明确的理解，构成了戴锦华说的主流世界观。我们如果不能发展出对于日本，对于亚洲，对于世界新的叙述和理解，就没办法打破这个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汪晖：记得我编《读书》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约孙歌写的关于日本的亚洲思考的文章。我做这件事是有意识的，虽然对我个人来说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有想法但没有能力。我们关于日本的研究很不够，在亚洲研究里也没有一项是够的。《读书》杂志很希望展开东南亚研究，但后来发现要找到学有专攻、又能进入公共讨论的学者简直太难了。前年尼泊尔发生政变时，我注意到中国媒体全都引述路透社消息。在我们二十世纪的经验里，中国有了不起的国际主义传统。章太炎这些人要搞亚洲和亲会，同印度人合作。新中国成立后，被认为第一流的学者里，像季羡林、金克木先生等都是研究南亚，尤其是印度的学者。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经常很得意，说我们非常国际化，可是想想也惭愧，在研究非中国的领域里面，能得到承认的人微乎其微。我们与周围邻国越南、朝鲜、尼泊尔、缅甸，不但在现代革命历史里有过关联，在漫长的古代历史里也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但是现在，不要说媒体，我们学者里面有几个人知道缅甸的当下状况？国际劳工和商人比知识分子知道得多。我几次同去非洲的劳工聊天，发现他们比我们学术界了解的多得多啊。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界定“开放”？我们是不是在开放的名义下正走向极大的封闭？
《读书》有无数的缺点，可在这方面努力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处境的确很困难，我们需要多重的声音，多重的视野，就必须让不是从西方来的声音直接触动我们，但我们找不着合适的人。《创作与批评》来《读书》座谈的时候，中韩经贸关系已经密切到如此深的程度，清华大学周边的五道口已成了韩国留学生的主要聚集地，有那么多的韩国店，可你找一个公认的韩国专家给我看看？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大多以研究华人华侨为主的，研究韩国文化的以研究儒学或汉籍为主，以此类推。这里缺乏一种世界史的眼光，也谈不上真正的区域史。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危机。我们对于自己的理解非常片面。你有不同的参照，你的理解就会完全不一样。中国知识界并不是没有人，可因为没有一个视野，有些东西就被冲掉了，丢掉了。由于整个参照系的混乱，你的自我理解就没有了。用吕新雨刚才的话，你只要涉及“他者”，所谓other，你就错误百出，在所有领域里面你几乎把握不住。这是真正的知识危机。我们说了那么多，批评西方中心论，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被它控制着。你会发现你说了半天正确的话，但你还在那里踏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戴锦华：西方这个概念，恐怕不要用得太轻松了。一边是，所谓西方至少指欧美，而欧洲和美国的新一轮争斗，应该是思考后冷战时最重要的变数之一。另一边是，始自欧洲的资本主义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一旦与其碰撞，就会出现所谓的“自我”、“他者”问题。可是我们别忘了，所谓主体结构从来都是“我他结构”，所谓他者永远是自我的他者。你通过他来设定“我”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把他变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西方中心主义从来不是外在的、单纯的东西。今天看来，美国在哪？美国在我们自我的深处。当中国大多数外汇储备都是美国联邦政府证券的时候，你说美国在哪里？如果真的剔除“西方”影响的话，恐怕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汉语语词都不成立。民主、自由、逻辑、有效、失效……哪个词义、用法是我们中国本土的？最后，我们还要弄清楚，我们常用的批判理论——用一个法国人的说法，产生在欧美“自我仇恨”的时期。当欧美遭遇到了第三世界，殖民地土著站起来要做“人”的时候，欧洲学者被迫返认识到他们只是世界的一个区域、一种自我，后结构、后现代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产生出的知识。现在，我们拿来用，恐怕有一个复杂的主客体、自我、他者的关系要去处理。别忘了，德里达是西方，本雅明是西方，马克思是西方，罗尔斯、哈耶克也是西方。
（根据录音整理。整理者：亓祥银、李晨、张丽英、杨霞、黄蕾。编辑者：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