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
作者：张汝伦 汪 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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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1990年代思想界争论很厉害，现在慢慢变得无声无息，回过头去有一点缅怀。有一个我称之为知识伦理共同体的东西正在坍塌，而学术与思想的虚假二元分裂，与这是有关系的。现在基本上是越来越恶化，既没有学问也没有思想。好像每个人都平等，但没有自我的政治主体性意识，用汪晖先生的语言，就是经过二十世纪一种很激动又很幻灭的东西，然后重新回到漫长的十九世纪。大家都慢慢成为一个工程化、技术化、指标化、高度生产性、完全空洞化的一个结构。我觉得应在大学体制里拯救一种批判的空间，然后在公共领域重新恢复一种思想生活，这可能比所谓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传统主义这样的争论更重要。不管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标签，其实对好多东西是有共识的。比如你对自由平等是不是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谁不是批判知识分子和左派？比方说你是不是支持言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谁不是所谓自由主义者？还有，你对高度商品化和工具理性化的世界是否警觉？在这个意义上谁又不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
张汝伦：讲二十世纪也有一个问题：是谁眼中的二十世纪？我想起一千多年以前，朱熹为了和岳麓书院山长张讨论《中庸》上的一个句子，骑着马从福建去长沙走了近两个月，两人讨论这个问题，时间长达三天三夜。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没有现代化的道路系统和通讯手段，结果四面八方赶来的听众的马把岳麓书院两个池塘的水都吸得底朝天。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认为我们老百姓要吃饭，你们两个书呆子讨论《中庸》与我们没有关系。为什么当时的人是这样生活？可我们甚至有勇气说他们过的不是理性的生活。我们不能想象有另外一种历史吗？如果我们连这个想象能力都没有，我们就只能接受一种历史观。它告诉你，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罗岗：1980年代我们基本持一个态度，对改革举双手拥护。到了1990年代，改革的共识逐渐分裂，但尽管有分裂，我们还有共同的关注对象。从学术史规范的讨论，到人文精神的讨论，到一系列的所谓制度创新的讨论，那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多有意思、有力量的想法。当时《读书》上林春谈中国的比较优势，高默波讲高家村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大家一方面展望中国的未来发展，一方面重新看待中国历史，酝酿着某种突破性的思想成果。相比之下，现在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情况非常糟糕，我特别同意刚才刘擎讲的话，就是表面上有些小打小闹，但基本上处于鸡犬不相闻的状况。而且任何一个问题出来以后，首先都是对人不对事，没有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意识。这种知识与思想上的“撕裂”，我看比媒体上津津乐道的什么“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更具有破坏性。
就拿刚刚讨论的“阶级政治”这个话题来说吧。所谓“阶级政治”并不仅仅是简单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进行斗争。在任何一种“阶级政治”的诉求里，除了有阶级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特殊阶级利益转化为普遍性的召唤结构，将本阶级的能量转化为社会的普遍能量。无论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说这个阶级只代表本阶级利益。那么在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利益的斗争，包括小区、农民、环保者的维权，但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没有转化为一种社会普遍性诉求。比如说环保，可能最终在市场的框架内解决，采用罚款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跳脱出来，不在市场框架里而有别的解决方式？但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想象，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为利益而斗争的状况。通俗地讲，这就是当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特别批评过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而克服这种倾向最有效的武器就是“阶级政治”。
戴锦华：一般说来，令我思考，令我愿意视为学术对象的，一定是非常现实非常直接的触动。用一个时髦的说法，我的学术通常都源自身体体验。我对冷战或后冷战的思考，从1993—1995年浮出水面。客居美国一年之后回国，令我震动的是全社会流动着某种仇恨情绪，一种无以名状、拒绝命名的仇恨。我看到的，是开始变得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但获益者、受害者却共同拒绝使用“阶级”分析概念。我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转变便从这儿开始。我注意到，也大概从这时开始，不少学者在朝历史学转向，当然，对历史的思考，从来都有极为直接的现实动机和动力。我们面临着两种基本问题。一是汪晖刚才所讲的“失效”，以前的知识、理论、术语、分析工具、分析框架，面对现实时完全无力。你很容易讲故事、编故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讲述相当完满的中国故事，而且有大量证据、资料、数据，但对其他人来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另一个东西，是二十世纪的债务和遗产。冷战终结，胜利者和失败者昭然若揭，然后，当然是胜利者在书写历史，在审判失败者，在描述失败者如何必然失败。整个二十世纪历史已经被妖魔化。面对这种状态，世纪之交的批判性思考必须是新的，但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必须重访历史，尝试清理债务，启动遗产。这种可能的实现是如此困难，大家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摸摸索索，想找到另类的出路和可能。这样的尝试不可能是完备的。如果关于今日世界的表述既漂亮又流畅，那它只能是主流旧货的翻新，拿一大堆常识伪装成学问乃至思想来兜售。汪晖说到新的政治可能，这的确是问题。我们会发现“阶级”似乎不再成为命名今天世界被剥夺群体的有效范畴，所以会有Subaltern（庶民）、multitude（诸众）等等命名尝试。那么谁是今日世界、今日历史的主体？抱有社会良知的人都会思考怎么去命名、呼唤、思考、触摸今天这个世界上可能的历史主体，这个被剥夺的人群的集合。我曾和一位经济系的博士有过一次争论，对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他的回答是Let it be!且不论这后面新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我们能否真的Let it be？即使不谈贫富分化、社会冲突、人民民主，恐怕环境、资源状况也不允许。全球暖化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怕不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大概我们有生之年，洪水已经滔天了。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们都不假思索地说教育大众化、文化大众化、消费大众化，对照着这些说法，《读书》就成了学院小众化。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已成了建构完成的对象，成了新常识系统教化成功的优等生。为什么？按照国家最乐观的统计，中国网民不足两亿，而我的调查，大概可以成为“网民”的也就是几十万，相对于中国十三亿人口来说，这只能算“一小撮”。今天中国所谓的“大众文化”，百分之九十以上——我有统计依据——是小众文化。一部大片的票价八十块钱，比美国首轮影院都贵得多，那么影院电影还是大众文化吗？花八十块钱看《英雄》，再到网上去骂《英雄》，是非常小众的群体游戏，但它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对主流来说就成“大众”了。和九亿农民的“大众”有何相干？我们怎么谈论中国的大众问题？大众是否等于人民？小众是否同时意味着少数？对主流的批判永远在边缘少数那里发生。知识分子有太多必须自问、回答的问题。到姚洋的说法，批判变得非常急迫，但批判是不够的，一个建构性工作必须展开。
陈映芳：重提文化自觉也好，建构中国的知识也好，从哪开始？如何可能？这几年大家提到中国的现代性的时候，去找中国的传统性，一找就找到了乡土中国，实际上乡土中国来自于哪里？这一个话语框架本身来自于哪里？应该说它是人类学、社会学建构起来的，而这些学科是近代或者现代由西方进入中国，被慢慢建立起来的一套东西。比如说社会学，最初是“群学”，康有为讲群学，是用中国传统思想理论那个群学的价值。后来严复讲群学——有日本学者认为严复已经了解到日本“社会”这个概念，但他最初没有使用，因为“群”与“社会”的概念，有个上下位的区别：群在中国实际上更广泛，社会只是群里头一个有序的组织，一种“群”。社会学正式登场，群学这种东西也就慢慢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