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民主是国产的好
作者：房 宁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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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到西方民主的现状，认为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西方民主是有历史的，是经过长期发展而来的。目前这种民主体制，在多数西方国家是上个世纪才实行起来的。原因何在？基本原因是西方国家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当社会关系大变动，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分歧很大的阶段，采取议会制、普选制等民主形式，一般效果都不好，有的甚至根本站不住脚。比如：法国现在是第五共和国，而当年它的第一共和国变成了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差一点变成了第三帝国，第四共和国是历史上有名的混乱时期，平均半年就换一个政府，只有到了第五共和国，法国的民主政治才逐步稳定下来。这就说明，民主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到它现实的条件。过去我们说，中国不能采取竞争性选举是由于民众的素质问题，我觉得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民主是实现国家发展、人民权利和幸福的工具，它本身采取什么形式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选择。
玛雅：你说的发展阶段是指政治发展，还是从国情的角度来说？
房宁：从国情的角度。处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其实有个两难。我们需要一种民主形式，以适应人们权利意识的增长，但是说句老实话，人民的权利意识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人民权利的实现又是受到历史约束的，就是马克思强调的，权利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权利的实现是离不开社会条件的。如果脱离了实现条件，权利意识的增长反而会造成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酒仙桥的拆迁。
酒仙桥是北京有名的老工业区，基础设施、居住条件与目前北京大都市的整体发展水平极其不协调。但这个地方的搬迁改造总是一波三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在拆迁问题上，居民中有人想搬，有人不想搬；有人想早搬，有人想晚搬。意见统一不起来，于是就想用民主的办法解决，我管它叫“民主搬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博弈，最后投票，结果没有达到法定的人数。其实即使是通过了，我也很怀疑能否真的有效。现在僵在那里了。看来用这种民主搬迁的办法，大家也就只能在那儿凑合着住下去了。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有些看似是正确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成本代价极高，实际上无法操作，变成了社会发展的“短板”，甚至导致了尴尬局面，结果有悖于大家的利益，有悖于大家的意志。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就是浙江温岭地区的民主恳谈会，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形式。很多学者到那里调研，媒体宣传报道，甚至国外的媒体和学术界也很关注。
玛雅：这种恳谈会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房宁：据说效果也非常好。但是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样一个地区，采取了大家都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形式，可以体现民众的权利意识，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很多的实际问题，反而引发了很多的社会矛盾。温岭属于浙江台州市，人口占台州的十分之一，但是上访量占了台州的64％，是上访的大户。
玛雅：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地方有上访的传统？
房宁：不是传统，是一个现象。当人的权利意识通过某种政治形式被调动起来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这种办法能解决矛盾。的确这种办法也解决了很多矛盾。但是它在解决矛盾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矛盾，或者说解决矛盾的速度远远低于制造矛盾的速度。“制造矛盾”可能不准确，但是它使矛盾显现出来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学术界众口一词，都说这是个好的民主形式，从道理上来讲确实是个好形式，但是客观效果不行。这种现状发人思考，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不能回避，一时也无法消除。的确应该有一种政治形式，来消化吸纳这样的矛盾。这是大家一般的思维，但这个是比较简单化的想法。在历史发展当中，当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的时候，就要等待。等待环境逐步改善，具备了一定条件之后，问题才能慢慢地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耐心，好心办了坏事，就会使一个民族失去解决矛盾的机会。发展民主政治，一定考虑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所持有的看法。
民主政治的发展靠问题推动
玛雅：你的意思是，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还不具备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去追求的条件，甚至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都有可能带来问题？
房宁：现在有些地方做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是值得讨论的。我做过一些调查，跑的地方多了就有了一种感觉，本来政治发展应当是由事件引起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是观念推动。坦率地说，有些地方干部是为了实现他的一种理念，甚至是追求政绩。一般来说，这种改革不自然、效果并不好。往往是人调走了，这个事也就过去了，有点“人亡政息”的味道，也说明缺乏基础。所以我觉得，民主政治的发展，关键还是要靠问题推动。现实中有那么多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对问题的解决，通过试错法，使我们的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预先在脑子中构想一幅图画，然后再按图施工。
我对一些地方的“政改冲动”心存疑虑，因为地方改革有着十分复杂的情况和动机。政治制度具有统一性、整体性，局部的成功不见得有全局的意义，而局部的改变却会对全局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现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没有明显起因，反倒隐约透露出一些干部的主观意图，这种观念推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尤其要防止那种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推动下的改革。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源于实践，确实由于实践中出现了必须解决的问题。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要有具体的针对性，确实出于现实的必要。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本着确有必要、经过试点、逐步推开的规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和实施。
玛雅：四川最近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十八个市州的七十二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规定，凡民主测评赞成票低于50％者,直接淘汰,以此体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考试结果与平时表现的有机统一。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房宁：中国的民主政治中有个大问题，也是两难的问题，就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的问题。从理论说上下是一致的，但现实中是两难，是一个矛盾，没有简单的解，只是权衡和拿捏的问题。四川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包括新都的公推直选等，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总的来讲，在选拔领导干部的时候，通过群众评议，特别是征求本单位群众的意见，这个路子在中国是可行的。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够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至少他开展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玛雅：新都实行公推直选，推选上来的干部，工作是否有所改观？
房宁：听当地人讲，跟原来情况差不太多。你想想，他是推举的也好、选举的也好，范围总是有限的。在有资格的人当中，是组织部门考察也好，还是公推直选，在实际操作中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最后结果差不太多。
玛雅：不过你再注意一个问题，虽然在制度创新方面不断尝试，但是四川，包括重庆，这两年出事也不少，比如四川万源的群体事件和重庆万州的群体事件等。可见，制度创新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老百姓的福祉并不是同步的。
房宁：对，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从道理上讲，可能它是比较优越的制度，但它带来的效果其实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对这个问题我也有观察，其实不光在乡一级，村一级选举也是这样。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包括像四川这些省份，有一个反差。原因正如你说的，是经济的原因，但不止于政绩观问题。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经济发达，村长也好，乡长也好，对经济资源的调配能力是很强的。如果采取竞争性选举的方式，竞争会非常激烈，不仅成本极高，还可能导致资本、大户对政权的操控，甚至导致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所以东南沿海地区每次村的换届选举都会发生一大堆的事，选后常常出现民事案件增多的情况。当地干部对选举有些紧张，怕选举演变成了矛盾的爆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