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民主是国产的好
作者：房 宁 玛 雅
字体： 【大 中 小】
社会经济自由与政治发展时机
玛雅：说到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化，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有一次跟我谈到，中国的老百姓现在自由够多的——土地分给他了，想种就种，不想种就给别人种，他自己到城里打工。在城里租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只要他有这个能力。换句话说，老百姓现在就业自由了，迁徙自由了，居住自由了，性的方面也基本上自由了。那么这些自由引起的烦恼还不够他忙活呢，哪里还有心思过问政治。对于执政者来说，这样做是很高明的，把老百姓放逐到自由当中，让他去忙自己当下那点事，他就没有参政愿望和冲动了。
房宁：经济社会领域中自由的扩大，有利于抑制社会矛盾的政治化，这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很多社会变革，都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冲突，无论从早期欧洲，比如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二十世纪亚洲国家，像韩国的现代化，都伴随着非常激烈的社会冲突。韩国的现代化其实是一部血泪历史。汉江奇迹的二十年，又是流血抗争的二十年。原因就是很多的社会矛盾都集中到了政治领域，这对一个民族来讲代价特别大。也有例外，那就是日本。日本战后也经历了恢复经济，重新工业化的过程，日本国家给了人民大量的自由，使得国家与社会在很大的程度上相安无事。日本长期保持了一党制，直到现在。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真正的秘诀就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给人民以自由，为民族复兴赢得了机会。但是很多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是经济、政治同步发展的。现在看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同步，是比较有利的。
玛雅：俄罗斯就是经济政治同步，甚至先政治，后经济。
房宁：是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是非常糟糕的，它完全政治化了。只有现在，才逐渐地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体制之下。而这种正常的体制，实际上是对从九十年代以来十几年实践的反思中得来的。人民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权利并不是靠权利意识能够得到的，而要靠社会物质基础。只有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民的权利才真正能够实现。有的时候，权利意识越高，权利的获得越少。
玛雅：俄罗斯学界如何评价俄罗斯的政治现状？
房宁：我们最近与俄罗斯学者共同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俄罗斯现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且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主权民主”。这是俄罗斯对它自己民主的一种概括，同时也是一种规划，按照这个来构建它的体系。这种主权民主，按我的理解，就是形成一个国家和人民权利的平衡。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冲击、振荡，经过艰难困苦，俄罗斯人终于明白了，个人权利自由是寓于国家的建构之中的。
玛雅：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
房宁：因为俄罗斯被西方打垮了，西方通过寡头操纵俄罗斯。所以，这个国家虽然获得了民主的形式，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都有了，但是，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国操纵的时候，或者受到少数资本集团操纵的时候，这些任何民主形式都是徒有其表的。所以俄罗斯人意识到，这个国家需要“清理场地”。因为你要实行民主，如果把民主理解成一人一票，那得是真正的一人一票，但实际上做到真正的一人一票谈何容易？那可不是个形式问题。俄罗斯当年，给几瓶沃特卡，人们就能把私有化债券，把几十年苏联分到个人名下的财产给卖掉了，真的是应了欧洲的一个说法：“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长子继承权”。当大家权利意识高度增长的时候，其实那个权利是非常不值钱的，于是出现了出卖长子继承权的现代版。现在俄罗斯人懂得了，主权首先一个就是要抵御国外资本集团，或者国外政治势力对本国的干预。
第二个，他们认为，实际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很大程度要靠组织的力量来实现，就是靠国家的力量来实现。所以他们提出主权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过去他们认为，国家越来越小，社会越来越大，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现在俄罗斯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国家的大与小、政府的大与小，不是人们主观能够决定的，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决定的。况且，西方战后以来，政府越来越大，不仅是规模大，管的事情多，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它是全面扩张的一个政府。这一点也无须指责，因为那是现实的需要。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讲，国家必须担负起责任。因为，由于它的这种曲折，个人的权利空间其实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是很不切实际的，是很无聊的话题。
这个会上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说美国人现在搞了很多指标体系，来排世界上的各种名次。一般来说，美国和西方国家能排得很靠前，中国和俄罗斯排到一百多位。但是如果排一个世界民主、自由、权利的进度表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很显然，美国的民主、自由和权利是在退步的。特别是“9·11”以后，美国占领了另一个国家，它自己是很不自由的，所谓压迫民族是不自由的。反观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主，包括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它是在发展进步的，尽管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我还是想强调，我们的权利发展要符合实际，而不是盲目的。
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商一体
玛雅：回到《民主政治十论》，你提出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层次性的概念，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房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层次性。过去我们民族深受大民主之害。什么叫大民主呢？为什么民主一大了就不好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不分层次。因为民主在实践中不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公正性和有效性统一的问题。大民主就是不分层次，红卫兵小将可以揪斗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在红卫兵小将面前哑口无言。这在现在看来是一种讽刺、一场闹剧。但是，严肃地看待大民主问题，它的缺陷在于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的不平衡。如果民主意味着权利，那么权利是有行使范围的。你不了解的事情是不能说的，和你不直接相关的事情，你也不能为它负责，权利和义务是要平衡的。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行使民主权利要分层级，讲程序是重要的一条。民主不能是浪漫式的，不能说我是主人，我什么事都可以问，什么事都可以管。这显然是幼稚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在建设民主政治中，不能忽略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大民主就是不讲究这种相关性，随便说，说了不算，说了也不负责任。
玛雅：你认为，中国民主应当采取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现在我们自上而下的监督似乎在不断加强，包括中纪委“空降”调查组到地方办案，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自下而上的监督，不能说没有，但是还相当欠缺。比如舆论监督，限制是比较多的。媒体的言论空间很有限，你认为，怎么才能让民主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而不光是说说而已？
房宁：这些年舆论监督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之所以喜欢一些媒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至于说对媒体的监管控制，或者说空间还不是那么充分，我想到达·芬奇的一句话：限制产生力量，自由导致死亡。显然作为一个成熟的媒体，不能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肯定要有限制。当然，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舆论监督应该进一步开放；但是另一方面，媒体也有一个提高水平的问题。其实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也就是政府与媒体，大目标还是一致的。作为一个政权，它希望舆论监督，这是帮它监督干部。《焦点访谈》也是官办的，中央政府希望能够监督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媒体自身也要提高水平，只要自己的业务能力强，政策把握得好，其实自由度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