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民主是国产的好
作者：房 宁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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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如果一个干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人民也应该给予他肯定和报偿。而且不光是优厚的待遇，实际上是对他一生谨慎、节俭的评价。这既是物质的，可能精神上的意义更大。但是只能在他退休的那天才给他。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评价，你在中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可能今天表现好，明天就不好了。你只有用一生的努力、一生的谨慎、一生的节俭，来证明你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值得人民信任，最后值得奖励你。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形成一个巨大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现在因为没有这种机制，你为官是否廉洁，政风如何，只要不出问题，或者问题没被发现，最后的结果似乎都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不公正的。我们的管理水平应该有所提高，这里面有很大的制度上提升的空间。
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讲求实际
玛雅：前面你谈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降低行政成本，一是遏制腐败，在具体措施上，你有没有什么思路？
房宁：行政成本问题，要承认各国的行政成本都在不断提高。西方国家政府开支占到GDP的20％，比中国要高。中国的行政成本无论怎样限制，绝对量是不会降低的。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像控制房地产价格一样，控制行政成本的过快增长。
现在中国有一种倾向，有人叫做“花钱买稳定”。如果花钱能买来稳定，这个钱也得花，但是要考虑成本。其实当代政治学很多就像经济学一样，是算账的问题，就是在两难当中取舍。现在行政成本不断提高，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花钱。但是毕竟行政成本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投入，也有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我们老有一句口号，叫做“这是头等大事，要不惜一切代价”。什么都是头等大事，什么都不惜一切代价，这怎么可能呢？现在是经济迅速膨胀的时候，包括财政收入，有的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这种情况下，矛盾不突出，但是不可能长久是这样。所以，从现在起就要转变观念，即使是解决民生问题，即使是维护稳定，也有一个成本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政府并不是要把一切都包下来，一切好事都由政府来做，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干预是有限的，而且还要适度，掌握好时机。有些问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你去解决它，反倒有问题。
举个例子，北京的汽车现在越来越多，出行已成大问题，但是北京政府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现在去限制车辆，就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对立了。人民群众认为开汽车是现代化，是幸福生活，在大家都要开车的时候，你不让开车，显然有悖于人民的意愿。政府明明知道这样下去，无论从环境还是从效率，都是不可行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只能让这个局面进一步发展下去，直到有一天，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个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才能着手解决。这是很聪明的想法，是管理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思维，是管理上的民主观念。
再有，也是民主方法的问题，就是更多地借助社会组织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不能过多地、直接地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讲服务型政府，当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实有许多服务政府是没必要做的。政府应该从某些服务领域退出，当个裁判员，更多地扮演仲裁的角色。这样更适应人民的权利意识，给人民最多的自由空间，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玛雅：但行政成本攀升，很大一部分是被挥霍掉的，比如修建豪华办公楼，像网上流传的某地方政府的“小白宫”，购买豪华汽车，公款旅游、吃喝，等等。
房宁：这个问题确实需要重视。但是，可能有些问题还要加以澄清，而不是凭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往往是囫囵吞枣的，是不做区分的。很多的数字，比如一年花掉多少公款餐饮费，买了多少公车，我请教过有关部门的人士，他们感到很困惑。因为几乎没有这样的统计，所以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样来的，总之是不可靠。行政成本不断上升，这是事实。挥霍浪费的问题，钱是怎么花的，合理不合理，牵涉到这样具体的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还有文化上的问题。拿公款吃喝来讲，说句公道话，这不光是官文化，中国文化就有食文化的特征。我们把相当一部分的财富都花到吃上了，政府官员如此，老百姓也是如此。所以谈到民主、反腐败，国情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我原来以为是普适真理，现在对外国文化了解得越来越多了，才知道这纯粹是中国文化。
玛雅：关于反腐，你在书中谈到强化监督和权力制约，谈到比较原则，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房宁：腐败的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严重的腐败现象，明显的权钱交易。这种腐败需要通过政府的，或者党政机关的内控来解决。这实际上是个很技术性的问题，之所以现在腐败这么严重，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我们的信息系统、财会系统不健全造成的。这个问题我倒不是很担心，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有市场经济，都有腐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严重？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连实名制都做不到，你怎么去控制腐败？所以，与其说做各种各样的政治设计，还不如把实名制，把基础信息搞清楚了，加强最基础的社会管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腐败会大大得到遏制。
另外一种腐败，我叫做“轻微腐败”，就是介于合法违法、守纪违纪之间。这有一个文化问题，有一个公共成本的问题，也包括一些制度上的问题。举个例子，在计划经济时代，谁是最好的干部？就是焦裕禄。穿一件旧棉袄，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一点也不像个干部的样子。今天是市场经济，你可以设想，如果现在的干部都跟焦裕禄似的，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了。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在转变，有一个所谓“成功人士”的概念，如果一个干部本身不仅不是成功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怎么可能带领人民去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去维护一方的平安呢？实际上，干部本身也有一个体面生活的问题。按照过去的说法，雷锋的生活是最体面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要提倡节俭，提倡艰苦奋斗，但是这个概念和焦裕禄、雷锋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我在调研中接触过很多干部，他们说，其实现在很大一部分的吃也好，用也好，是公务活动的延伸。这个说不清楚，你说它是腐败也可以，说它不是腐败也可以，似乎法制在这个地方失灵。这是现代化出现的复杂的管理现象，我们缺乏认识，缺乏相应的对策。这恰恰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现在的行政成本、行政开支分得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会计制度的问题。官员的收入和行政事业费用、办理公务的费用都分不清。比如说配车，这到底是私人用车，还是上下班的班车？还是公务活动用车？分不清楚。所以说，现在的管理比较粗放，造成了很多的漏洞，就看干部自身的素养、操守了。我觉得，我们的体制改革，更多的需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总而言之，我认为，与其讨论那些充满了争论和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化的话题，还不如谈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有两个是重要的：第一个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应该给干部多重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实现的途径，而不是只有升官这一条路。第二是从改革行政管理，特别是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讲，做两件事：一个是基础性的工作，比如信息工作。强化监督，没有信息系统、可靠确凿的数据，一切都是不可靠、不落实的。另一个是研究、区分不同类别的行政支出，把工资、行政费用和公务费用，就是养人、办公和办事的支出做一个严格的区分。这样就可以堵塞大量的漏洞，明确很多的是与非、罪与罚的界限。这是比较实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