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民主是国产的好
作者：房 宁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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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地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地区比较穷，经济比较落后，基层没有什么公共财政，没油水。我今年去了四川的一个村，那里连扫大街的卫生费都是公司化运行，自来水也是公司提供。村长也好，支书也好，几乎没有什么可支配的公共资源。这样的地方搞选举，反倒比较平静。选上谁都那么回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尽义务，也有地方是轮流当。这种情况也可以放射到乡镇。这些地方为什么出经验？可能经济上确实没有太大文章可做，所以想做点政治文章，而这种文章做起来，也不会有太大风险。东南沿海地区，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对这种尝试当然会比较慎重。
官员政体改冲动的制度性原因
玛雅：所以说，民主是和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别是经济利益。
房宁：民主是价值追求和政治实践的统一。人们追求民主，希望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一种观念。包括那么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肯定有观念推动的因素。但是从根本来讲，一种政治制度也好，民主体制也好，不是从人们的观念中产生的，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过去一讲民主，就是抽象地讲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一个国家不管是什么民主，它在早期、中期、成熟期都是不一样的，原因就是现实条件。民主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不是绝对的。比如“民主”这两个字，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是一种民本思想，要求领导者替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有人就说了，这个观念不对，“民主”不是“民本”。民主，人民是主体，是动机。其实，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种观念。从根本上来讲，民主是由多数人所决定的，也包括多数人的思想水平、思想认识、思想意识。
美国杜克大学在中国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调研，针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民主观念有个测验。这个调研发现，现在中国多数群众对民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民主的需求，如果套用一句传统的术语，那就是民本的思想。在群众心目中，所谓的民主——评价一个政府、一个干部，或者评价我们的政治是不是民主的，它的真正含义，就是看政府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征求了群众的意见。这正是学术界所讲的民本思想。我看，中国的民主政治还是要适应人民的意识和感受，而且是人民当中多数人的意识和感受，而并非很少数的“先进的知识界”。民主的需求和民主的供给必须是平衡的，滞后是不好的，超前了也是不行的。现在大家所要求的就是这样，你既然是民主，就应该适应大家的思想，适应大家的需要。
杜克大学还做了一个横向比较，就是亚洲十国民众对本国民主状态的评价。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普通群众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评价，作为一个可比较的结果来看，恰恰是比较高的。在亚洲十国当中，仅次于日本，甚至高于很多大家认为比较民主的国家。
玛雅：杜克大学这个调查结果——中国民众对国家民主程度的认知度高于亚洲其他国家，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房宁：而且发人深思。发人深省是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我们的干部当中，对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发展的呼声反倒是挺高的。干部中民主政治呼声比来自社会，来自普通群众的声音要高，而且要高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玛雅：也许因为他们在体制内，对体制的优劣、利弊都看得比较清楚，感受也比较深刻。比如说干部制度，一级管一级，他的上级是否正派？他跟上级的关系是否和谐？都牵扯到他的切身利益，所以他希望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来玩。
房宁：你这个可能是比较理想化的看法。我看干部中的“民主呼声”与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有密切关系。任何职业都有职业预期的问题，社会管理者也是一个职业，但现在是这个职业的风险最大，职业预期最不确定。北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就有一个要求，奥运会开完之后，给每一位北京奥组委的官员一个职业安排，以保障其权益，解除后顾之忧。那么我们的干部，谁替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呢？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干部，或者说“做官”的价值就是不断地提升。从积极方面来讲，他能够负更大的责任，做更大的贡献，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预期。可是实际上，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断得到提升，从处长当到局长，再当部长。干部队伍毕竟是个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对于多数干部来说按照现行体制就上不去了，那么换一种体制如何？比如说选举，竞争上岗，那样的话至少就产生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重新洗牌”的冲动恐怕与干部中“民主呼声”不无关系。
这个就使我们联想到，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许更重要的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解决出口的问题。一个国家要搞得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也要发挥。要给干部一个合理的安排，使得政府管理者成为比较稳定的、可预期的职业，从而调动积极性。这方面有很多事可做。比如，应该转变只有“升官”才是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的制度安排。总想“升官”不仅是观念问题、教育问题，也有制度问题。现在的制度安排是单一出口，很多干部心理不平衡，这是个问题，应该改变，要让大多数干部的价值能够得到实现。
简单地说，不是只有“升官”才是价值，也要考虑干部的年纪、资历，考虑到他实际做的工作，给以相应的经济待遇、物质待遇和精神上的肯定与鼓励。我们说，共产党员要做人民的老黄牛，当了一辈子老黄牛以后，应该得到肯定，人生价值应该得到实现。其实在中外政治文明成果和管理经验当中，可借鉴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可以采取类似军队的军衔制，可以把我们的劳动模范制度加以改造、完善。使广大干部有不同的价值实现的途径，而不仅仅是“步步高升”。这样的话，对整个干部队伍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对心理的稳定和职业的良好预期的形成，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不至于让很多心理冲动去影响、干扰我们的政治体制。
“高退休金养廉”的制度设计
玛雅：我有一次跟北大的潘维教授讨论廉政建设，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高退休金养廉”。比如你在公务员的位置上做了30—40年，这期间廉洁奉公，没有什么大的差错，退休以后国家就给你为数可观的一笔钱，保证你衣食无忧，过得很好。但是在退休之前，这笔钱是不给你的；你如果出问题，这笔钱就泡汤了，以此来鼓励和激发干部保持清廉，不腐败。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前不久媒体曝光，香港广播处长朱培庆因为“寻欢风波”，申请提早退休，涉及到他一次性退休金900多万元和之后每月的长俸金5万多元，代价十分高昂。
房宁：新加坡和亚洲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体制，都是很好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一下子拿出很多的钱来提高干部的工资待遇，这也不太现实。因为要有一个社会平衡，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待遇很低，如果干部挣得太多，差距太大，实际上已经有差距了，恐怕很难被社会所接受。但是像新加坡和一些国家，它有一种很巧妙的期货制——国家给你一个良好的预期，如果你犯了错误，特别是犯了廉政方面的错误，代价和风险都极高。那么为了“一世清名”，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内在的约束。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是靠这样一种方法，对官员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我们现在恰恰是倒过来的，干部在任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他有很多的权力，有连带的利益。一旦他的地位没有了，权力没有了，连带利益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的退休金和在位时的实际收入形成很大的落差，这样就造成了“59岁现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如果我们把它倒置过来，对在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保证他退休以后的生活待遇，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设计。
玛雅：据说当年红塔山的老总出事的时候，有领导人说了一句话：该给他的没给他，不该拿的他拿了。其实“高退休金养廉”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该给你的，到时候我会给你；不该拿的，你现在不要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