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解说·信康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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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是七千人拥挤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欢呼的时代了。他一把吉他，独自一人，在各种馆舍、庙宇、结婚式场、青年会、农协、酒馆饭店——发动听众鼓掌伴奏，让歌声和淋漓的汗水面对面地迎着听众。他的“无拳套演出”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几年里，一共进行过三百多场。
他考证说，在1867年规定拳击必须戴上皮制手套之前，拳手们是用精拳搏斗的。音乐在没有电气设备音响伴奏之前，歌手们也是用肉声唱的。因此，Bare knuckle就是扔掉歌手的电拳套。放弃一切音响和工业化手段，放弃如今的“歌”已经不敢离开的电气化粉饰和掩护，像古时精拳上阵的斗士一样，以真的“歌”面对人们。
不用说，这样的观点使我赞叹。唯有这样的歌才是真的歌，它和我在蒙古草原心往神随的歌一线牵连。
那是我真正明白冈林信康不同凡响的一次。他依然是前卫，又走在人们的前面。如一个暗示一样，我觉察到我的文学也在临近同样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类似的抉择。
好在时间是一个耐心的解说者。
有些话，过分明说是无益的。我更偏重“无拳套演出”的本意，不过是想强调歌的内容。而他坚持只走“嗯呀咚咚”一条路，宣言的也并非竹子的形式。恰恰形式是次要的；一把吉他的自弹自唱和竹子敲响日本号子——都不是艺术的核心。他和我强调的，其实都是一内容。
他一遍遍地打磨。以平野融为首的竹筒乐队，磨合得日臻完美。在十年、又是十年、第三个十年的如水光阴中，“无拳套演出”和“嗯呀咚咚”，早已水乳交融，无你无我。他似乎抢在我之前说：形式再有迫力也不足多道，嗯呀咚咚就是我的思想。
——冈林信康追求的音乐思想，究竟是什么?
追忆起来，从1980年算起，我居然一直听了他二十多年。我不仅珍惜，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经历的一部分。以他为入口，我接触了“现代形式”。这种学习，催我总是在一个念头上捉摸不完：究竟什么才是歌?
不用说，这对一个作家不是小事。流水般的悦耳音声流人心里，人的内里就不易僵老枯硬。音乐的水，直接滋养着我的文字。几条小溪分别浇注，我便活在一种交响和重奏之中。
我的体验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使我惊奇和感到亲切。我愈来愈习惯了以他为参考，对一个蹒跚在闭塞环境的作家来说，对世界的参考极其重要；只是大多数人都参考文字，而我喜欢听歌。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冈林信康下的工夫，已使不少日本人觉得过度。可是我想，他们不懂得在艺术悬崖的边缘上站着的个人，需要的是什么。时间太久了，我自己也弄不清，到底为什么我那么长久地听他。也许我是在通过如此一种途径，讨论思想，并寻找美感。我与他的歌讨论过、比较过多次。我通过他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也用他的歌确认了美感。
还有，他是一个让我理解日本的窗口。
后来孩子也开始听他的歌了。
女儿经常边听音乐边做功课，以减轻沉重作业的压迫。但她说：“不能一边做作业一边听冈林叔叔的歌。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不用说他的词，单说他那嗓子吧——太好听了!”
我这才敢信任了听觉。或者孩子的听觉更可靠。气质，人的内涵，当然也包括思想，往往都通过词和曲，都经过倾诉者的喉咙，以嗓音的语言传达。
他的男声独诉，在房间里传荡。
又是最后扔开手里的笔，索性一听到底。一张张唱片(后来是CD)走着曲折回转的路，如今我抽出任何一首，都看见了他那时的形象。是的，歌子未必曲曲经典，偶尔败笔，甚至迷茫都确有存在；但他坚持住了。没有停止，尽管让朋友们目击了自己的衰老。
二十多年岁月里，听冈林信康的歌，成了我的休息、也成了我的功课。后来他不再是什么现代派的先驱，只是一个亲切的兄长。我们有了淡淡的、相敬相远的私交。他是我游学和打工生涯中交往的、众多日本人中唯一的名人，但却是众多中最平易的一个。
其实成为明星并不难，唯获得朴素质地才难。若具备了那一种“质”，旋律和流畅的曲子会来到、富有华彩的文章也会来到。它们俯仰皆是，出口成章，而且不是欺世文艺的花屁股。
在接触他本人与听他的歌之间，存在着奇异的距离感。
如今我已经习惯，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敢相信——风暴般的摇滚居然从词到曲都出自他的脑袋，排山倒海的音响都源于他的嘴巴。我已经确认从来如此，最棒的一个才最朴素。
他不知道，我若听时，一个音讯都不会漏过。
九十年代滞留日本的日子，为我提供了听他演唱或录音的最多的机会。
他的声音依然高人一阶，但是已经有些喑哑，失去了高音绕染的余韵，和令人艳羡的那种男声。他的声音在先于他而衰老。这更使我听得紧张而集中。不，不要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此刻老者的嗓音才最合适。
在他随着喜爱的日本逐步远去时，歌声就是他自己。在我听来，它清楚地在那些高亢凄烈的竹子击打中挣跳，高傲而孤单。它仍然与众不同，闪烁不已，仍是他人不及的独特锋芒。
确实，无论是歌，无论是文，决定的因素从来没有变，最终决定的只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天生的真挚、拔群的气质、血肉的美。
在《音乐履历》时，日译本《北方的河》正好在日本出版。出版社居然找到了他，而前任民谣之神冈林信康，居然毫不犹豫，为《北方的河》写了封套环带上的一段话：
大约十年前，读了张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冈林信康论，我从心底里流出了眼泪。他是红卫兵这个留在世界史上的词汇的命名者；在沉重的前红卫兵的标签之下，持续着实现自己的严峻旅途。我想，正因此，他理解了在民谣之神的标签下痛苦的我。人都是为了成为自己、为了实现自己而活着。在如此之深的题目下的这个故事，我只能祈愿，它能够在日本被尽量多的人读到。
他提及的冈林信康论，指的是我写的论文《绝望的前卫》。
我是在拿到书之前夕，才听说他为我写围带的事的。我有些震惊。因为这一段话将随着每一本书，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为我促销，在书滞销时更会与书一同冷落。他是在为了我破例。我心里掠过强烈的不安，如果我在东京，也许我会阻止这件事。但是，看到他的名字印在封面汹涌的黄河浪头上，我又觉出一种莫名的安慰。也许对一个日本歌手来说，靠近黄河，永远不会是无谓的事情。此外他讲及的话题，于今天的我更绝非无关紧要。我不知道，此刻在我心里涌起的，是否也是流泪的感觉。
当决定写一本日本印象记的时候，原来我没有打算提及他——我曾几次说过这是最后一次；而且在心底，我愈来愈觉得这是一个私人题目，太个别也太珍贵，不宜对公众发表。
2006年，在十四年阔别后再访日本时，我和冈林信康在京都重逢。我完全是下意识地、毫无奢望地问：多半这回，赶不上一次音乐会吧?
没想到，他回答说：有一场。在名古屋附近的多治见。你能去吗?
我当然能。
他寄来了新干线的车票。“民谣之神”有一颗特别在意别人的心，这一点我已经感受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