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解说·信康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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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名古屋，再两次换车到了那个小镇，已是傍晚。
时间还早，我出来散步。这种陌生的街镇，给人亦城亦乡的印象。多治见，我忆起爱知大学，似乎曾有一个学生，每天开车回到这里。这是个偏僻的地方，但它有相当不错的公民馆。
整个九十年代，民谣之神的传说已经退潮，他多在一些不大的场所，在结婚式场、佛庙、学校体育馆、乡下公民馆，举办演唱会。这样既可以避开大都会的商业音乐体制无视和背叛艺术家的冲突和尴尬，更可以在小地方拓展空间，求其友声。据我远距离的观察，冈林信康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和完善了他的两个阶段：无拳套演出和“嗯呀咚咚”。
有一些担心，已不那么必要了。九十年代喊叫过的“亚细亚的歌”，似乎也退回了日本的乡土。他没有再尝试伊斯坦布尔的海峡，也没有再和韩国的打击乐队合作。虽然也在美国等地开过演唱会，但他的行踪逐渐定着在日本。
最要紧的是，他虽倾倒于“嗯呀咚咚”，但至今为止，分寸适中，歌里没有听着刺耳的符号。
我在悄然之间，松了一口气。
九十年代漂泊日本时，我经常到他录音的唱片公司，或者到现在叫作现场的演唱会听他唱。那些录音棚和现场，给了我难得的休息，也让我持续地观察。
他不变的听众，就是日本的“那一代人”。
六七十年代之交，让青春唯有一次挣脱桎梏的青年们，如今都已年抵花甲。1984年，我在东京的EggMan(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儿究竟是迪厅还是咖啡馆)第一次进入他的演唱会现场，马上就发现许多中年人——女的甚至抱着孩子，男的穿着西服直接从公司赶来——听歌，或者来观看歌手。
多治见的来客，比起以前的EggMan，可以说全数都是“那一代人”。最近(2006)日本在流行一个词，叫“团块世代”，这个词像中国的“老三届”，专指所谓学生运动的一代。
观望别人可以帮助正视自己：几乎满场都是斑白的头发、臃肿的身影、严肃的神情。但他们还紧紧靠在一起，我想。远远眺望着，心里不知是兴奋，还是黯然。从墨西哥到日本，从中国到意大利，世界在很多角落都生养了这一代。不像我们背离和分裂得那么无情，他们还在摸索。
他们都有些象征般的歌手，随着一代人的半生，走过了崎岖的一条路。在日本可以数出高石友也、吉田拓郎、井上阳水，还有一些轻量级的，比如写《学生街的吃茶店》和《神田川》的小组。
我可以评分：在他们之中，冈林信康当年最出名，今天也最有后劲。倒还不是因为是否继续唱，他没有躺在旧的招牌上。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一直挖掘探索，终于有了成熟的形式。
独自一人一把吉他的“无拳套”赤手精拳，演化成了招之即来、唱罢即散的三五伴奏同伴。编曲兼旋律吉他的平野一眼就认出了我，敲太鼓的吉田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支小乐队与他配合，即便从我归国算起也有十四、五年之久了。如今，显然他们都不觉吃力，舒服默契。“嗯呀咚咚”一词只是在曲目中时而出现；已不再需要他竭力宣传，如九十年代那样一路宣言口号。
今夜我从京都赶到多治见，似乎就是为了确认一种亦庄亦谐、乐观嘲讽的日本调子、一种新的歌已然定形；就是为了确认一个新的冈林信康，活着，而且活跃着。
他巧妙地、只用几个节拍一个手势，就把平野的竹乐器、吉田的太鼓、新来伊藤的尺八(笛)、两个胖女孩的三弦(三味综)(号子)，引进一个跳耀的流动。让它有板有眼、踏上塔塔-咚的节奏、和上听众的摇摆和鼓掌——供他把诗句和叠唱、把思想和趣味、把竹子敲奏的摇滚、把似西而东的音乐，散向多治见的夜空。
比起这小地方的日本人，我熟悉每一首他的歌，甚至熟悉每一首歌的来龙去脉。现场的热烈被煽动而起，我咀嚼着今夜的发现：“无拳套”和“嗯呀咚咚”已然合二为一。我快乐而舒适，坐在“相关人员席”上，用两掌捕捉那些日式切分音、努力骑上他怪怪而富于感染的调子。
局外人都以为，冈林信康是作曲天才。其实他根本不识五线谱，数十年靠口琴和哼唱，谱了上百首歌曲——他遍历了民谣、摇滚、大众、演歌，最后发掘了日本民间的“嗯呀咚咚”，使这节奏调子变成一种艺术样式。暗自回顾，不禁惊奇：居然我是见证的一人。
在多治见秋夜的公民馆大厅里，他快乐地宣布：“今年几月，我就满六十岁还历!”
在一瞬的片刻迟疑后，一片掌声哗然而起。
满场同年的观众，仿佛没料到他会从这儿说起。他们突然之间，受到了一个意外的鼓舞。
他数落着那些批评他不唱旧时抗议歌曲的舆论。口气就好像班主任在教训成绩差的小孩：
“怎么能说好的都是以前呢?更好的在以后——从今天才刚开始嘛!”
在使劲但并不年轻的掌声中，我读取了一种深刻的回应。他用这些话，巧妙地暗示了对一代人黯淡情绪的规劝，也报复了长久以来对他的苛责。有一个巨大的潜台词被我吟味：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主要是这些同龄人对他不满；如今他们老了，而他依然“健气”。
看来欢乐和享受，确是一个歌唱的原则。
渐渐地，公民馆内的群众，就沉浸在不可思议的摇荡中。打着拍子，唱着叠句，我渐渐也兴奋而陶醉。不仅在告别的日本旅次、能再听到他的歌是难得的享受；而且，看到自己多年追随的艺术前辈最终成熟，也是赏心悦耳的快事。记得那个时期，包括在东京为他写CD《信康》解说时，我暗自想找到劝诫他的话语。希望他不要幻想几句日本号子，能替代亚洲浩大的民间音乐。而此刻我却想，人都是唯有故乡最亲切，何必非要强求他呢?他自有前定的路。十四年不见，瞧，他不是把日本的号子，敲打成了一种新歌!
歌王老了，帅气未脱。他还是满嘴自信，一股子虎老不倒威的派头。他没让我发觉一点暗色，虽然多少还有些捉摸不定。平野、吉田、九十年代的竹鼓乐队一字排开在他背后。看来他确实选定了“嗯呀咚咚”，而且竹子也不能算什么拳套。他的姿态非常放松，开口不断笑话。在多治见的那个晚上，在最后的注视之后，我终于相信了他。
这“相信”不好解释，它很复杂，包括了人格和政治的可靠，还有艺术的资质和方向。在松户的时候，他曾经提着一个小包，到我寄居的简陋小屋来玩。我借来了吉他，但没有开口要求他唱。小包打开，原来里面是各种音调的口琴和琴架，他折断一根筷子，用绳子绑紧，压住琴颈上的弦。
“先给孩子唱一支，”他说。
接着，贫寒的松户小屋里，就响起了那有名而动人的、用关西话唱的《郁金香别针》。
那时，我的女儿才只有九岁。一个大名鼎鼎的歌手紧挨旁边，使她感到新鲜和特别。她摩挲着口琴，怯生生也想试试。那一晚冈林唱了很多，换下口琴时，他对女儿说：“一会儿送给你。”
后来，那支C调的口琴，就成了女儿的珍藏；若干首冈林信康的歌词，也成了她的日语词库。
有时我感到吃惊，对最初介绍了他的小德地，我总觉得有些抱歉。当然我知道最高兴的就是他，因为他觉得年轻时为中国朋友做的一点事，最终被证明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