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南方 北方(中篇小说)

作者:榛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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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外国乐曲。西西坐在吧台上,两条光腿悠荡着,和那个叫李甘孜的男人以酒调情。他们两人缠着胳膊,在那儿喝交杯酒。看见宋思洁进来,西西抱住那男人的脖子,把一口酒喂进他的嘴里。西西咧开嘴笑着,见到美丽的宋思洁她心里得意,范伯祥太给她西西长脸了。放着这么好的女人在家里,老范丢了魂似的整天赖在她的酒店,男人不是贱种是什么?她慢悠悠抽了口烟,朝宋思洁钩了钩手指头。思洁呆呆地看着她,没有动也不说话。西西说,你男人在那里,她指着酒店的角落,是他自己不走,赶都赶不走,你自己把他弄回去吧,叫他以后别再来这里烦人。
  范伯祥醉倒在角落里,他趴在桌上,满头是汗。他在醉梦里嘿嘿笑着,自言自语着,你来干什么,谁要你来的,这是我自己的事……要你来缠……缠不清爽……宋思洁牵着女儿的手,走到老范的桌前,她要女儿看清楚她父亲的丑态。女儿无声地哭了,这眼前的一幕实在残酷。宋思洁拿起桌上的半瓶酒,举在范伯祥的头上,慢慢地倒下去,倒下去……残酒浇在他的头发上,流过他的脸,在他的脸上泛着光,沿着他的鼻尖和嘴唇,淌在桌子上。范伯祥在梦里还知道恋酒,竟然伸出舌头来舔了几下,给这沉闷痛心的场景增添了一些滑稽。
  也在这一年,老实本分的哑巴姐夫竟然熬出头了。他的字越写越有名气,笔墨酣畅,大拙大雅。他的一幅字在日本和韩国要卖到六千元人民币。他在书法成名之后又小试花鸟,更是一鸣惊人。说起来我们的望秋命里还有那么一点福分,当初郑五龄要和望秋恢复联系的时候,望秋会一眼看上了他。这个貌不惊人走路都低着头的哑巴,竟会有这样的内秀。我最喜欢他的一幅绿梅老鸦图,绿梅本是极雅的,上头落了一只极拙的老鸦,两者相衬之下透出的那分意境,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他见我在这画前注目良久,就比着手势要我拿走。我不敢,因为我是个俗人。我连个哑巴都不如。
  哑巴有了钱,望秋打算买房子,她要搬出住了半辈子的老弄堂。可是哑巴不干。他在废宣纸上给望秋写道:先给你治腿,我和赣男的心愿。望秋对他摇头,她不相信自己的腿还有救。哑巴坚定地加上两个字:一定。
  日子总是在不知不觉的流逝中充满变数,对谁都是这样。在那个秋天的夜晚,哑巴家来了一帮电视台的记者,他们把望秋一家三口摆布了三个晚上,折腾出二十五分钟的纪录片。他们要望秋为哑巴研墨展纸,要哑巴在写写画画的间隔中,给赣男比比划划以示熏陶。他们的镜头从书案摇到满屋的字画和书橱里的书,再摇到煤球炉,又摇到角落里的马桶。生活中雅致的朴素的因素奇妙相连,你得承认编导相当厉害,他真把一个弄堂书法家的生存状态描述到骨子里了。片子的结尾尤其煽情,他们要一家三口共同去完成我们望秋一天里最后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弄堂里,走着望秋一家。我们的望秋—瘸一跷地,摇着铃铛,尽心尽责地提醒人们当心煤气小心火烛。哑巴和赣男跟在她身后,他们在镜头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深夜的弄堂。看到这儿我真受不了啦,这些拿人家不幸赚观众眼泪的家伙。
  这些镜头惊呆了在上海西区居住的一对老夫妇。这儿是高雅地段,既有商业区的繁华,又有文化区的静谧。这里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这对老夫妇就是郑五龄的父母,退休了的银行职员和医生。老两口现在相当孤寂,身边没有孩子。郑五龄三十五岁以后才结的婚,太太是个不要孩子的新派,而郑五龄也不勉强她。退了休的银行职员也学着写写画画颐养天年,所以这部偶然出现的片子吸引了他,老太太也坐下来陪着看。哑巴和望秋只是两个不相干的残疾人,老人也仅仅表现出同情和赞叹。我们的赣男出现的时候,老夫妇才真正惊呆了,这活脱脱就是二十年前的郑五龄再现。一个生龙活虎的新的郑五龄,怎么会和两个残疾人生活在一起?老两口四目相对,不知这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两天以后的夜晚,望秋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你当然猜得到这是谁。两个老人说是看了电视片慕名而来,要买哑巴的字和画。哑巴当然不知这里面的故事。哑巴对赣男打个手势,赣男很有礼貌地说,我爸爸问你们,是要现成的,还是要现写现画的。老两口肯定要现写现画。他们的眼光根本就不在哑巴那儿,有空就对着赣男打量。他们觉得时光倒转,二十年前的郑五龄又来到他们身边。老头老太太简直难以控制自己的眼泪。
  事情快结束了望秋才回到家,她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打两位老人的脸上看到了郑五龄。送走客人之后,她明白无误地给哑巴打手势——我要治腿。
  我在海南玩了几天,玩得并不忘情,因为我心里想着杨立婷。人到中年了,我又一次尝到牵肠挂肚的滋味。我提前飞回上海。在证券市场大门口就有人告诉我,那个北方女人这些天找你可找苦了。他别有含意地盯着我诡笑,说,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捏在人手里,你他妈说不定要破财。我说是,我欠这女人的。这小子告诫我说,如今的女人越来越难弄了,你可别小看外地女人。
  杨立婷呆呆地坐在我的电脑前,不过几天工夫,她憔悴多了,面色苍白而两眼无神。我打后头蒙住她的双眼,她用力把我的手拉下去,拉到嘴边开口就咬,疼得我直打战。她猛地转过头来,两眼盯着我,明亮的双眸里盈满泪水,她说,你倒是别回来啊。
  不可能了,我说,我这辈子逃不出宁城女人的手心,我回来,我认命。
  你命犯桃花,她用手摁我的鼻子。我们俩坐在沙发上,相互依偎着,她仔细看着我,说,你瘦了。
  她又说,前两天打的股,赚了。
  我问她,你很在乎这个吗?
  她说,在见到你之前是,要不我来这里干吗。可现在我不在乎钱了,我只在乎你。她环顾四周,说,我得谢谢这儿,老夫让我在这儿遇见你。说实在的,打你离开宁城,我就没想到过你。是什么鬼叫我看见了你,你说。
  大概是月下老吧,我说,咱中国人跟丘比特没啥关系。
  不害臊,就你这岁数都能当我爹了,还月下老呢,她故意板着小脸。
  你就叫我叔吧,我说,这样我心理上平衡一点。
  我才不这么夸你哪,显着你多能勾搭女人。我告诉你,是灶王爷让我来抓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再这么混下去,你就成一老头啦。
  我们俩逛南京东路步行街,手挽着手走。我的心里亮堂极了。这儿弄得真是漂亮,人就像行走在童话世界里。也真奇怪,过去我跟明霞逛街就不这样,心里沉甸甸的脚步不利索,说白了就是既满足又沉重。我跟生命中曾经有过的上海女人逛街,心里不踏实,仿佛我的生命在哪儿丢了一半。现在我心里又踏实又敞亮,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好像生命的前半段跟后半段接上了,吻合了,我的前半生找到了我的后半生。我又是一个完整的望岭。
  人—乐就免不了说傻话。我问她,你为什么找我,为什么不离开我?
  她仰着脸对我说,我好像找到了我的从前。
  在上海她依赖我,就好像过去在宁城我依赖明霞。
  她的口音改得挺好,一点儿都听不出宁城味儿。我这么告诉她。她捶着我撒娇,说好啊,你骨子里还是瞧不起我们宁城人。我说你错了,我迫不及待地回来找你,就因为你是咱们宁城人。
  望岭你可是够花的,跟许多上海男人一样。她这样说着大步朝前走,摆出要甩下我的架势。我紧紧跟上她,用力搂住她的肩膀。
  我们满面春风地走在上海南京东路。
  我决定把杨立婷带回家,母亲挺喜欢杨立婷的。相比明霞,杨立婷显得落落大方。想到这儿我为明霞抱屈,七十年代末哪个外地人敢不在上海面前低头啊。我带杨立婷到老弄堂去看舅妈。走进这里她就皱起眉头。舅妈她老人家正坐在客堂间翻看旧相册。看见杨立婷她眼睛一亮,抓紧杨立婷的手不肯放开。舅妈给她看老照片,杨立婷赞叹舅妈年轻时候的活泼漂亮。舅妈轻声说,那时候弄堂里有多少小青年讨好我啊。她眯起两眼看着窗外。
  走出老弄堂杨立婷大舒了一口气。这里太憋屈了,她说,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在这儿住一辈子,真有点那个。她的前夫家住在石库门弄堂,她都觉得不舒坦。是的,连明霞都觉得这儿压抑,更不用说她了。
  不久舅妈就病了,而且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她日渐消瘦,什么都不想吃。我每天去看望她,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人的一生将在老弄堂结束。她不愿跟母亲住到新房子去,她说楼房没有地气。她对我说,望岭我走的时候不要给我戴帽子,就这样最好。她理着自己一头雪也似的白发,说,不要戴帽子。平时在弄堂里她一直戴一顶黑绒线帽的,为什么到另一个世界去就不要戴帽子呢?我想她说的是一句心里话。那天后半夜里她突然气急,用尽力气挤出声音,别关病房的灯。可是邻床的老太一再抱怨灯开着睡不着。舅妈盯着那盏灯越喘越急。我看见窗外隐约现出曙色,就去关了那灯。一关灯我知道坏了,她怨恨地瞥了我一眼,就永远阖上了眼睛。
  大殓那天,范伯祥带我们到停尸房去看舅妈。进去我就傻了,一屋子的死者,脸上都画着重彩,显得喜气洋洋,看着那么怪异别扭。怪不得上海人讽刺化妆不当的女人,总是说“涂得跟死人似的”。在众多的死者中我们看到舅妈那雪白的头发,我们走过她的邻居的床,来到她面前,最后一次打量她。舅妈安详地躺着,那身寿衣很合体。不知为什么,她的左臂垂落,手指触在地上。范伯祥当时变了脸,冲着两个殡葬工哇哇叫喊:这是谁干的,谁?他拖过其中眼光躲闪的一个,喊着问他:是你?是不是?那家伙吓着了,结结巴巴地说,穿衣裳的时候她太犟,我稍微一用力,就,断了……范伯祥劈面打了他一巴掌,指着舅妈问他:你怕不怕老太太夜里来寻你,怕不怕?那家伙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在一个小的殡仪室里,我踩在凳子上,把纸字别到横幅上去。听见幔帐后面的走道有轻微的车响,我向下一望,舅妈的车停在后面。舅妈安详无语,等着我们把事情做妥当。纱厂工会本来要致悼词的,母亲不同意。母亲说不必了,不要吵她,我们默哀三分钟,就送她走吧。
  走出殡仪馆我抬头,眯起眼睛看看正午的太阳。我问望秋舅妈有没有对她说什么,望秋擦着泪说有,叫我不要放了赣男。我说你怎么想的?
  望秋看着前面,伤心地说,可赣男不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啊。
  这傻瓜,没准儿现在心里还有着郑五龄那家伙。
  那天望秋一个人找到郑五龄的家。她当然找得到的。她没进过这个家门,只是在同郑五龄热恋的时候,在楼下等待过她心中的人。那时她并不急于进去,光阴对他们相当宽容,一切刚刚开始,过早走进这个家门让她难为情。那时这里是上海人所谓的“上只角”,我们家的棚户区老弄堂是地地道道的“下只角”。从“下只角”跨进“上只角”,确实是需要光阴来过渡的。可叹光阴无情,生生把这条路扭断了。直到今天,望秋走进这扇门还觉得滞重而吃力。
  这条街至今有着几十年前的风范,老派,典雅,自重,法国梧桐在微风中散发着宜人的气息。当年她与郑五龄在树下四目相对,而后一道上街去,心中满是甜蜜的期待。街两边的老式公寓几十年如一日的持重而矜持。在上海,至今变化不大的只有两种地段,一个是来不及改建的棚户区老弄堂,譬如望秋仍住着的地方;一个就是这种不必改变的老“上只角”。光阴纵使荏苒,纵使变化多多,仍然要保持它威严残酷的内里。
  望秋踏上隐约作响的老式木楼梯,她的心情我不能知道。想到这里我为她不平,几乎在心里流泪。
  老迈的银行职员和退休大夫听见门铃声,他们在孤寂中打开房门,不知有谁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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