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中篇小说）
作者：张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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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想什么办法。那是在晚上，周围很静．所以他听得清清楚楚。介绍这个细节时，杨猫使用了一个书面用语，感动。这我倒不怀疑。无论老板多么有势力，总是不希望死人的。这不符合他的利益。他还说，去年在另外一个矿，老板——也是信阳人——的亲舅表弟出事，只赔了五万。四万是行情，一万是亲情。标准是今年刚提上来的。来大同的路上，曾就此征询过邻座的女孩儿，她们家周围到处都是煤矿。得到的消息是，下井的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一般只在地面上干活。井下矿工的生命诚可贵，值个十几万吧。
我们一起商量条件。三老板次日早上要过来，双方摊牌。直到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处境尴尬。我唯一的武器，不过是知识。但那些东西要生效，需要一个大前提，法律。而对方根本不打算承认这个。也就是说，游戏规则需要重新制定。其实行前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希望私了，过来谈判。我如果要坚持，只能成为唐吉诃德的当代中国煤矿版。
公了是有风险的。首先，我们客场作战，他们有地利之便。不能无端怀疑地方官员腐败，与黑煤有染，但再廉洁的官员，与煤矿老板关系不好也不可想象。果真如此，不是官员廉洁，而是老板无能，不会公关，煤矿早晚要关张。孩娃杨猫和小姨都说，不明白这矿有什么背景，只知道周围别的矿关关开开，但这个矿很少停工。这就是公了的第一个风险，能否顺利立案。当地政府同意公开立案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即便官员足够廉洁，煤矿至少也是当地的经济增长点。税收啊CDP啊，这些数字政绩都离不开他们。他们决定数字，数字决定官员前程。弄不好，该矿还是当地村、镇乃至县里的招商引资项目，矿主脑袋上也许还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光环。
即便顺利立案，还有第二个风险。只要立案，官司肯定能赢，判决绝对远高于二十万，这一点没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生效。判决执行难，乃中国国情，地球人都知道。因跟三老板很熟悉，大家都知道他的底细。他今年才开始承包巷道，以前也跟他们一样是苦力出身，并无多少积蓄。包巷以来，已经出了两起事故，死亡那起加上抢救费用，损失在二十万以上；再算上工伤，总数接近三十万。他确实不一定能拿出这个钱来。虽说大老板法律上有连带责任，理论上不存在能力问题，但慢说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就是十天半月，我们也拖不起。
说穿了，大家压根儿就没有打官司的心理准备。只得私了。小姨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关键在你。满意不满意只是个心理感觉，别人无所谓，关键在于你自己。因为以后的生活，要你自己过。
最后商定，索赔十八万。若不成，则起诉。
五
暂时没了事由，二舅他们几个又开始打牌。当然是挂彩的，我们这里叫黑三张，山西当地叫扎金花。杨猫说，去年他来牌赢了一万多，其中就包括三老板的。
刚开始小姨也在打牌。我到下面倒点水喝，然后坐在国道旁边的旅店里，看川流不息的大小车辆，发呆。间或也看看在机场新买的书，《菊与刀》。
极度无聊，只得再回房间。路过第一扇门，里面依旧热闹着，第二个房间本来是空的，此刻忽然人影一闪。是小姨。正在抹眼泪。从开始知道噩耗到现在，大家的表情一直很正常、小姨也是如此。最多不过几声短暂的轻轻叹息。落泪，我还是头一次见。
脚步略一犹豫，折身拐进去。见了我，她赶紧擦干眼泪，恢复常态。这让我大松一口气。所有的安慰都是那么的苍白。无论如何．结局都得她自己独自承担，无人可以替代。我能说什么呢?那些空洞的场面的无比正确但一钱不值的劝解话，不说自己过不去，说出来自己更过不去。如此一来，等于免除了我的心理苦难。我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对事故的结局故作不知，视而不见。无法判断小姨真实的心理活动究竟是要强，还是像她自己说的，跟人一起热闹不觉得，独自一人才会伤心。总之她已停止哭泣，我不必紧张。
小姨说，事故来得非常突然，但又仿佛存在预兆。她刚从煤矿回去，头天到家，第二天就接到这个消息。这口井的产量越来越低，最近这段时期经常停工。许多工人趁机回家，小姨叫姨夫一起走，他不肯。以往说到这个问题，他总说这里多好，不热，也没有蚊子，回去干吗。说急了就来句气话，不回。多咱死多咱回!
很久没见过姨夫的面。我无法知道他这么说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煤矿生活远说不上好。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能见到月底结算从不拖欠的现钱吧。除此之外，再想象不到还有什么。蚊子少倒是事实。因为干旱缺水。大同的人均水资源占有率是山西的二分之一，全国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实在不成问题。饮食起居即便习惯，也没理由比老家更习惯吧。
小姨带着女儿临走前，一家人到三老板的住处告别。她家属当时也在。都是老乡，论起来还能找到不少共同的熟人，两家一直处得挺融洽，三老板也爽快地给小姨预支了五千块钱的工资，以便她回去给女儿缴学费。就在告别前，姨夫突然对女儿冒出这么一句话：盈盈，再看你爸一眼吧，要不就看不着了。他当时是带着笑说的，似乎是玩笑，但在煤矿上却是天大的忌讳。谁也不知道他干吗要这么说。更不会有人知道，那竟然一语成谶。就像我毕业时那样。那时偶然看到一幅不甚准确的地图，到烟台与去青岛的铁路本来在蓝村分岔，那上面却印成了胶州。于是我随口道这地方好啊，去烟台和青岛都方便，将来我就到那里去。结果真的在此僻地一隅葬送了最后的青春，直到现在。
牌局吵吵闹闹地结束。二舅曾经跟姨夫下过两天井，他过来说，姨夫就是胆大。许多地方明明有警示牌，别人都不敢去，他偏要去。为什么，因为那里煤多，好装。别处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才能装一车，而那里也许只要几分钟。结果到底出了事故。冒顶。致命伤不在头部，而是内脏。我问孩娃，知不知道井下的危险，他说谁不知道?下井除了小心，只能赌运气。该死该活生死簿上都有定数，逃也逃不掉。这两次出事他正好都在旁边。头回出事后，吓得好几天没敢上班。杨猫插话道关键在个人。有人每月都全勤，还恨不得上连班，他不。自从工伤之后，每月只上十几个班，反正完全凭自愿，老板并不像广东兴宁矿难中的黑心矿主那样强迫。能挣一两千块钱，够在当地开销就行。其余时间都是打牌。娱乐不说，还挣钱，连三老板都不在话下。我说他的钱你也敢赢?他说怕什么，牌场无父子，愿赌服输么。杨猫身上的皮夹克显然不是地摊货，也比较新，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这群人中间显得很打眼。
说一千道一万，终究是年轻。
饭后是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下午。脱掉外衣，以最标准的午休姿势躺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头昏脑涨地起来，他们几个的牌局也散了场，在苍蝇的伴舞下，死气沉沉地盯着那台只有两个清楚频道的破电视。我皱皱眉头与鼻子，进去坐下。
很奇怪，此刻我满脑子都是对煤矿与井下的好奇，似乎身份不是苦主亲属，而依旧是小报记者。于是不住地追问杨猫。闲聊中，